大家都可能熟知中國的辛德勒，何鳳山的事跡，他是中華民國駐維也納領事館領事，二戰(zhàn)時拯救了約四千名猶太人，而另一個救了一萬八千多猶太人的辛德勒，王替夫，卻并不被國人熟知。為什么他救的人更多，卻沒有何鳳山出名呢，就是因為他的身份，偽滿洲國駐德國大使館參贊。也就是說，他二戰(zhàn)勝利后被認定為漢奸，所以他注定會被人為的遺忘和抹去。

為什么今天要討論這個話題，就是想探討一下，個人在大時代的裹挾之下的選擇，以及人在大節(jié)上和小節(jié)上的得失，以及對人的評判標準。

歷史上有很多人，都是在這大節(jié)不虧這種評判下，被后世歸類，忠奸各站兩邊，涇渭分明。當然，大節(jié)如何，這是被中國歷史的評價標準，嚴格界定的。大節(jié)有虧，小節(jié)再好，也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即使在小節(jié)上，私德上溫情善良，也閃耀著人性的光輝，但它是不足以挽回大節(jié)有虧的污點。所以古人說，“大德不逾矩，小德出入可也”，“大丈夫處世當，當觀其大略”。

可是當歷史敘事日益復雜化，精細化，尤其是在當代的多元敘事邏輯下，我們再簡單的，用這種大而化之的邏輯來評判一個人，確實有時過于簡單和粗暴。

在當代人的觀念中，有時候，壞人和好人的界限，就會變得沒那么清晰。一些壞人身上也閃耀著人性的光輝，也能溫暖人、照亮人，壞人并不是一生只做壞事，而好人也不見得就那么光芒萬丈，磊落無私。

人性的復雜，使得這一切的界定又變得含混起來了，王替夫當時為偽滿洲國工作，那就是妥妥的漢奸，在任何時候都洗不白，這一點毋庸置疑。

他之所以能在大使館工作呢，就是因為他語言能力特別厲害，精通好幾門外語，是個語言天才，他當時，人在德國，和德國上層有過頻繁的接觸，所以慢慢知道了德國的消滅猶太人的計劃。這里面還有一個小細節(jié)，他是中國人中，唯一和那位小胡子，瓦片頭的惡魔希特勒，一起吃過飯的。

當他了解了這個滅絕計劃后，人性善良，人性光輝的一面開始在內(nèi)心發(fā)酵，從心底閃爍，于是他就利用他負責發(fā)簽證的機會，給大量的猶太人，發(fā)偽滿洲國的簽證，叫他們通過偽滿洲國逃出去，當時上海有大量的猶太人，當時上海有猶太人區(qū)，這些人是什么途徑，來到上海的呢？就是通過王替夫發(fā)出的簽證。他們經(jīng)蘇聯(lián)，到滿洲，再坐船，從滿洲到上海的租界，當時，他一共拯救了18,000多名猶太人，后來這個事被公使呂宜文發(fā)現(xiàn)，他受到了嚴厲的斥責，但是他還是耐心說服了呂宜文，同意他秘密簽發(fā)簽證。

在他回國的時候，令人動容的是，他在臨行的火車上依然堅持發(fā)簽證，火車已經(jīng)開動了，窗外站著無數(shù)的猶太人，在站臺上等著他，扔出一張張簽好的簽證。大家都知道，這時候，每一張簽證，就代表著一線生機，一條生命，一束希望之光。當時他為了救更多的人，他要求合作方盡可能的多送護照，最多的時候，他一天能簽100多份，為此，他放棄休息日，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更多的人逃出去。

這就是他的故事，當然他回國后，境遇便急轉(zhuǎn)直下，二戰(zhàn)勝利后，他因漢奸身份，受審被判刑，在蘇聯(lián)關了12年，回國后，繼續(xù)下放勞動改造了22年，直到80年代才釋放。此時他已是70多歲的老人了，為了生計，他又做了10年的夜間打更人。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他的處境才得到了改善，被聘為黑龍江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館員，他于2001年去世，活了90多，夠高壽的。

他在中國并不太有名，可在以色列，他可是個大大的名人，以色列曾千方百計的尋找過他。他和何鳳山一起，被猶太人崇敬和愛戴，視為救命恩人。

所以說歷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一個人的一生，總是在歷史的大潮中沉浮和漂流，至于飄向何處，往往不由自己做主。

其實他當漢奸這個事兒，當時也是迫不得已，他還是青年學生的時候，就加入了馬占山領導的抗日活動，馬占山后來也被人忽視，大家可以看看《一寸河山一寸血》這本書，書中有大量描寫，馬占山如何在東北抗擊日寇的感人故事。王替夫后被日本人抓住，威脅要殺害他的全家。日本人看中他精通德、日、俄、英等語言，迫使他服務偽滿洲國，你看他，其實也并不是沒有愛國情懷，可人往往是這樣，一步錯，步步錯，一失足成千古恨！可嘆可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