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尹軍

齊白石是近現(xiàn)代藝術(shù)史上集詩、書、畫、印為一體的大家。在談到詩歌方面時，人們津津樂道于胡沁園、陳少蕃、王闿運對其所構(gòu)成的巨大影響， 津津樂道于樊樊山對他的賞識與擢拔， 卻忽略了齊白石詩歌素養(yǎng)的另一個重要來源— 同時期的湘潭詩友。本文試以齊白石“友兼師也”的王仲言為代表， 以詩歌為線索， 揭示齊白石詩歌學(xué)習(xí)、創(chuàng)作的相關(guān)史實， 并試著闡述以王仲言為代表的湘潭詩友， 不僅僅在詩歌方面為齊白石搖旗吶喊， 而且對齊白石的書、畫、印創(chuàng)作也頗多啟發(fā)。

王仲言(1866—1938)，名訓(xùn)，字仲言，號言川、迂父、退園、蛻園，湖南湘潭人，與齊白石為兒女親家，系齊白石恩師胡沁園的外甥，通經(jīng)史，擅詩文，亦工金石書畫。1894年組織創(chuàng)立龍山詩社，推齊白石為社長。畢生從事教育工作，先后執(zhí)教于濟(jì)南、長沙、湘潭等地，學(xué)生遍及湘魯，其中不乏聲名遠(yuǎn)播者，如黎錦熙及其兄弟、黃步柯、胡文效、楚佛根、齊子如、齊佛來等。有《退園詩草》傳世。

一、 從詩歌唱酬看齊白石、王仲言的交往分期

從齊白石、王仲言互贈詩歌的簡表(表1、表2)，我們便可見出，齊白石與王仲言的交往可分為三個時期：1888—1903年為第一個時期、1904—1919年為第二個時期、1920—1938年為第三個時期。

表1 王仲言贈齊白石詩歌覽略(共70首)

表2 齊白石贈王仲言詩歌覽略(共12首)

1.第一個時期：1888—1903年

從目前的史料來看，齊白石與王仲言初識應(yīng)該是在1888年，但真正的交往是從1889 年開始。1889年王仲言作《沁園晤齊君白石喜而有作》，云：

去年與子相逢地，紅樹蕭疏賣酒家。

今日沁園重話舊，一簾春雨一庭花。[1]

從此詩便可見出，齊白石與王仲言“去年”即1888年便完成了初識，1889年于沁園重逢。這是目前所見到的最早寫齊白石的詩篇，齊白石時年二十七，王仲言二十四。另有齊白石的跋語與此相印證：“余二十七歲時，自號畫隱，友人王仲言為刊‘畫隱’二字印。”[2]

跋語寫得很明白，王仲言曾給齊白石刊印?！锻藞@詩草》中也附錄了王仲言所刊的印章。從所刊“數(shù)番猶得表相思”來看，王仲言取法丁、黃的痕跡明顯，說明齊白石初學(xué)刻印時極有可能向王仲言討教，同時說明當(dāng)時湘潭境內(nèi)學(xué)印者有普遍取法丁、黃的風(fēng)氣。

王仲言 數(shù)番猶得表相思

白文著錄于《退園詩草》

之所以把1903年視為第一個時期的終點，是因為1903年齊白石在西安開啟了長達(dá)8年的中年壯游，而1904年王仲言也在黎松安的推介下遠(yuǎn)赴山東濟(jì)南進(jìn)行長達(dá)5年的私塾教學(xué)工作。齊、王天各一方，交往自然受阻。

齊、王交往的第一個時期里，交往相對稠密，不僅有龍山詩社的例行聚會，還有互相過訪的唱酬。王仲言在這段時間里寫給齊白石的詩達(dá)29首之多，而齊白石寫給王仲言的詩也集中在這段時間里，達(dá)8首。

2.第二個時期：1904—1919年

把1904年至1919年作為齊白石、王仲言交往的第二個時期，是因為齊白石1919年開始以北京為活動中心，雖常在京湘之間來回奔波，但齊、王之間畢竟聚少離多，交往方式發(fā)生改變。在第二個時期，王仲言寫給齊白石的詩相對較少，僅10首;而齊白石寫給王仲言的僅2首。

3.第三個時期：1920—1938年

在第三個時期里，齊白石與王仲言的交往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書信或以詩代書信的交往，二是齊白石返湘時與王仲言的面晤。交往的中心事件有二：一是噓寒問暖，表達(dá)思念與慰問;二是齊白石邀請王仲言刪定詩稿。這個時期，王仲言寫給齊白石的詩最多，達(dá)30首，而齊白石寫給王仲言的詩僅2首，其中一首還有“夾帶”的嫌疑，另一首則是王仲言逝世后所作。

另，需要說明的是，此時間段內(nèi)王仲言寫給齊白石的詩歌，按理有一部分應(yīng)寄給了齊白石，但目前還未看到相關(guān)手跡，這與齊白石在日記中所寫的“凡蛻公與余書，無論破紙斷箋，兒孫須裱褙成冊以作規(guī)模也”有所抵牾的。這是為什么呢?

婁師白在《我的老師齊白石》一文中寫道：

有一次，他帶我到后院的小西屋里，要我給他清理來信。信裝在一個舊式的鉛鐵大圓洗衣盆里，滿滿的一盆。白石師順手遞給我一個小板凳，讓我坐下。他說：“你要仔細(xì)地一封一封地看，有很多是名人的信。你把它分開來，每個人的放在一起，把它捆起來。有些不相干的信，另外放在一處。”[3]

從婁師白的這段敘述，我們可以獲得一個信息：齊白石曾經(jīng)為來信分過類，或許因為王仲言是齊白石的親家，齊白石把王仲言的信視為家書類亦未可知。這或許就是我們在《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 綜合卷》中無法見到王仲言的書信之原因，因為齊白石家人的來信，我們也無法在綜合卷中見到。

二、 從詩歌看齊白石與王仲言互薦朋友

從齊白石與王仲言的詩歌中，我們可以見到齊、王互薦朋友。

1.齊白石薦友于王仲言

齊白石推薦京城朋友與王仲言，聊舉兩例。

推薦王瑤卿。王瑤卿(1881—1954)，祖籍江蘇省淮安市清江浦區(qū)，出生于北京，京劇表演藝術(shù)家，戲曲教育家。

1919年，王仲言有《題京伶王瑤卿畫梅》詩二首：

待詔曾經(jīng)侍上皇，幾年故國悵淪亡。

善才零落無人識，一樹梅花淚萬行。

換卻緋衣作畫師，凄涼心事寄疏枝。

當(dāng)時十萬纏頭賜，何似樊山一首詩?[4]

為何判斷王仲言題畫詩是由齊白石推薦?有齊白石1919年《己未日記》中的《題王瑤卿畫梅》(圖2)為證：

零落天家舊善才，畫梅聊把郁懷開。

感恩不獨瑤卿在，諸老題詞淚迸來。

齊白石 己未日記

紙本 22cm×15cm 1919年

北京畫院藏

從齊白石“諸老題詞淚迸來”詩句看，王瑤卿廣征詩人為其所畫梅花題詩，而考察王瑤卿、王仲言的生平事跡，他們之間除此之外并無交集。根據(jù)王仲言長孫王長祥對《題京伶王瑤卿畫梅》的考據(jù)，可知王仲言是在齊白石家見到了王瑤卿的畫。2019年11月12日上午10時許，筆者登門拜訪了王長祥先生，在談到其祖父是如何了解王瑤卿“待詔曾經(jīng)侍上皇”等情況時，王長祥先生告訴筆者，王瑤卿是齊白石推介給其祖父王仲言的。

推薦樊樊山。樊樊山(1846—1931)，原名樊增祥，字嘉父，號云門，一號樊山，湖北恩施人。歷任陜西按察使、陜西布政使、江寧布政使、署理兩江總督，為“中晚唐詩派”代表詩人。身后遺詩三萬余首，另有駢文、奏疏逾百萬言，有《樊山詩文集》傳世。

齊白石推薦樊樊山予王仲言至少有兩次。第一次為1919年，王仲言有《題樊云門畫梅曲后二首》：

遺山而后數(shù)樊山，塵土東華獨掩關(guān)。

清室孤臣更誰在，畫梅一曲落人間。

偶然遣興成篇易，別有傷心下筆難。

我正西山采薇蕨，饑來朗誦當(dāng)朝餐。[5]

第二次是1923年，有王仲言《白石寄贈〈樊山詩集〉及〈儒林外史〉，喜而有作二首》為證：

風(fēng)雅當(dāng)今孰可師？樊山一老頗相宜。

故人知我饑能忍，不寄黃金只寄詩。

儒林外史語離奇，曲盡人間險與夷。

恰似同君一宵話，諧談莊語樂忘疲。[6]

2.王仲言薦友于齊白石

王仲言薦于齊白石者，主要是湘潭的詩友，聊舉兩例。

推薦丁德華。丁德華，湖南湘潭人，生卒年不詳，工詩書，1918年避兵亂于湘潭縣嚴(yán)光沖。

1918年，王仲言與避兵亂的丁德華女士相識，作《和丁德華女士嚴(yán)光沖避兵二絕》：

雞鳴犬吠小村莊，名附高人事杳茫。

地下子陵知得否？當(dāng)為一笑引杯長。

冥冥氛祲障南天，禍?zhǔn)甲吩肷倌辍?/p>

空把家居自撞壞，金甌一缺幾時圓?[7]

齊白石《萍翁詩草》中亦有次韻丁德華之詩，題為《次韻丁德華女士避兵嚴(yán)光沖》，并對“嚴(yán)光沖”做了小注，云：“嚴(yán)光沖去邑城約十里，鄉(xiāng)里僻地”，詩錄于下：

尋得桃園十載余，桃花流水閉門居。

秦人亦識津頭路，夢想嚴(yán)光結(jié)草廬。

卜筑荒塘處士莊，戰(zhàn)場詩屋尚茫茫。

問君禍?zhǔn)紵o人說，刀筆他年有短長。

少時那里見橫戈，意氣諸君今若何。

吾輩自經(jīng)庚子后，一齊不唱飯牛歌。

漫將治亂問青天，死外無關(guān)是暮年。

獨有老王憂國意，金甌撞壞幾時圓。[8]

從齊白石的次韻詩我們可以見出，第二首與王仲言的第一首是同一韻部，屬于平聲“七陽”韻[9]，第四首和王仲言的第二首是同一韻部，屬于平聲“一先”韻[10]。

從韻部我們可知丁德華寄詩給齊白石應(yīng)是四首，齊白石一一和詩，而王仲言只和了兩首。為何說丁德華女士是王仲言推薦給齊白石的呢?有齊白石《懷人四首》序言為證：

余因王仲言來書代德華女士索余和詩， 因德華知詩，余故有感于往事。怪林黛玉相逢，淚痕猶濕;恨杜蘭香竟去，魂夢不來。紅粉固易凋殘，青衫自慚淪落。畫余茶后，非敘風(fēng)情，鼎剩月圓，實傷懷抱。再次前韻，以托愁心。[11]

另有齊白石《老萍詩草》中《王仲言次韻丁德華避兵詩書后二首》詩，亦可佐證。[12]

推薦黃菊隱。黃菊隱，亦作黃菊影，女，湘潭白石鋪人氏，能文，擅長詩賦，多哀怨之詞。年輕時單戀男青年，然男方已是有婦之夫。后棄俗奉佛，終身不婚嫁。

1915年，王仲言便與黃菊隱相識，有是年所作《和菊隱感懷二絕》《題菊隱詩草》《寄菊隱》等詩為證。[13]

齊白石有涉黃菊隱的詩，目前可見12首，在收錄齊白石詩歌2037首的《齊白石全集 第十卷：詩歌》中，寫給個人的詩達(dá)到這個數(shù)量的屈指可數(shù)。由此可見齊白石與黃菊隱交往的密切程度。

齊白石與黃菊隱相識亦為王仲言所介紹，有齊白石的詩題為證：《同邑菊隱能詩，余友王仲言夸許之，余因得相見。戊寅秋，忽寄呈六絕句于京華，次韻答之六首》[14]。因詩題較長，下文簡稱《次韻六首》。我們可以從詩題看出，齊白石與黃菊隱在戊寅年(1938)之前便相識。至于具體相識時間，因資料缺乏，已難稽考，但可以肯定是在1915年以后，因是年王仲言方與黃菊隱相識。那么，至遲何時，齊白石與黃菊隱仍有交往呢?筆者給出的答案是1941年。證據(jù)是齊白石1941年寫給李立的信：

石庵賢世兄鑒：來函始知兄臺為臥龍侄戚人，兼以從事刻印，承拓來摹予所刻之印數(shù)方，刀法足與予亂真。予嘆之白石刻石之替人二三子，皆在四川，不料家山又有臥龍石庵能傾心學(xué)于予，予心雖喜，又可畏可慚也。竊意好學(xué)者無論詩文書畫刻，始先必學(xué)于古人或近代時賢，大入其室，然后必須自造門戶，另具自家派別，是謂名家。愿賢兄察予言之是非為幸。白石行年八十又三矣，十指養(yǎng)上下廿又三人，日費百圓(北京通用紙幣百圓，可換上海紙幣六百圓)，苦極愁極。倘天見憐，使長途通行，予決還鄉(xiāng)，與二三子長相往還，未卜有此機(jī)緣否?不一一。白石老人拜，三十二年七月廿五日，八月二十五日。再者，白石之印存，四冊一本者，已寄臥龍一冊，王鐵夫一冊，仙譜兄一冊，請代問三處收到否?候答我。再者，白石自刻之“古潭州人”四字印，甚工，此時不見，想是自己磨去。昨想再刻，恐不能有舊刻之工，湖南若有人來北京，愿世兄將“古潭州人”四字石印贈我為望。

前年菊影欲與予為妾，予刊此印，印于箋上以慰之，一笑。[15]

此信是齊白石1943年寫給李立的。李立(1925—2014)，字石庵，號立翁，湖南湘潭人，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理事，西泠印社社員，湖南文史研究館館員，有《李立金石書畫集》《毛主席詩詞印譜選》《文天祥正氣歌印譜》等傳世。

此信寫于1943年，信末所指“前年”當(dāng)為1941年。鈐于印箋上的印文是“最憐君想入非非”(圖3)。

齊白石 最憐君想入非非 白文

尺寸不詳 著錄于《齊白石全集 第八卷》

關(guān)于齊白石與黃菊隱的交往，還有齊白石的郵寄收據(jù)及收據(jù)上的扼要題記為證。16 在這些扼要的題記中，我們可以見出齊白石與黃菊隱的交往并非止于詩歌唱和。

三、 齊白石與王仲言的詩歌比較

分析齊白石與王仲言詩歌的異同，不僅能加深我們對齊白石詩歌的認(rèn)識，也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入了解湘潭地緣文化對齊白石詩歌風(fēng)格形成所起的作用，還能對齊白石詩歌觀念的淵源有所窺探。在比較齊、王詩歌異同時，主要從題材和語言特點辨別他們之間的“異”，從詩歌觀念和性格特征總結(jié)他們的“同”。

1.體裁與題材的差別

齊白石擅寫絕句，王仲言長于律詩，這是兩人在體裁上的差別。

如果我們翻閱齊白石《借山吟館詩草》和《白石詩草》( 二集)便會發(fā)現(xiàn)，在收錄123首詩歌的《借山吟館詩草》中，律詩38首，占總數(shù)的31%，而絕句多達(dá)85首，占總數(shù)的69%?！栋资姴荨?二集)前四卷收錄詩歌400首，除卻5首四言詩、1首歌行體、2首長短句，律詩計36首，占總數(shù)的9%，絕句計356首，占總數(shù)的89%。

王仲言詩歌創(chuàng)作中律詩所占比例較大。以《退園詩草》前四卷為例，收錄詩歌649首，其中歌行體15首，占總數(shù)的2%;絕句201首，占總數(shù)的31%，律詩則多達(dá)433首， 占總數(shù)的67%。

也就是說，齊、王詩歌創(chuàng)作中律詩與絕句所占的比例恰好相反。這種體裁上的各有專擅，實際上已顯現(xiàn)出齊白石與王仲言詩歌的區(qū)別：一般情況下，律詩的格律、平仄、起承轉(zhuǎn)合要求更高，更嚴(yán)謹(jǐn)，適于表達(dá)細(xì)密的詩思和婉轉(zhuǎn)的情懷;絕句相對律詩來說，更宜于表達(dá)跳脫的奇思和忽然而來的詩興。齊白石的詩給人以無復(fù)依傍、清新明快的感受，而王仲言的詩給人以工穩(wěn)醇正、沉郁頓挫的印象。這固然和他們的崇尚與追求有關(guān)，恐怕也和他們選擇自己擅長的體裁，發(fā)揮體裁本身所具備的優(yōu)勢不無關(guān)聯(lián)吧。

另外，從上面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看出，王仲言還擅用歌行體，而齊白石對歌行體鮮有涉獵。這也可以看出王仲言在詩歌體裁的嘗試廣度上遠(yuǎn)甚于齊白石。

齊白石詩歌與王仲言詩歌的不同，還體現(xiàn)在題材的差別上。

關(guān)于詩歌題材的劃分，有多種分類法，為避免細(xì)碎，也為了更好地比較齊白石、王仲言的詩歌差別，筆者把齊白石和王仲言的詩歌題材按功能分為四類，即唱和應(yīng)酬類、題跋類、寫景言志類、時政類。

齊、王唱和應(yīng)酬類詩歌最大的區(qū)別是唱和應(yīng)酬的對象存在差異性。齊白石唱和的對象有詩人、畫家、書法篆刻家，當(dāng)然還包括少部分的軍人與政要等，并且，齊白石是以書法篆刻家的身份與對象進(jìn)行唱和應(yīng)酬;而王仲言的唱和對象主要是詩人，王仲言是以詩人的身份與對象進(jìn)行唱和應(yīng)酬。這種區(qū)別自然會在詩歌中有所體現(xiàn)。

齊、王題跋類詩歌的區(qū)別在于，齊白石的題跋詩主要是題畫、題印，當(dāng)然也有少數(shù)詩草題跋，而且題畫類的詩在齊白石的詩集中占絕大多數(shù)。王振德先生說：“(齊白石)題畫詩多愈(逾)千首，數(shù)量之巨，似為古今中外之首屈?！盵17]

王仲言的題跋詩則大多是為他人詩草做題跋，當(dāng)然也有題畫詩，但主要是為他人題畫，王仲言雖也繪畫，但在詩集中鮮見自畫自題之詩。

齊、王寫景言志類詩歌的重要分野在于閱歷的不同。齊白石寫景類詩歌涉及的地域較為廣泛，包括西安、北京、天津，以及廣西、廣東、江西的部分地區(qū)，當(dāng)然也包括自己的家鄉(xiāng)湘潭;而王仲言的寫景類別詩歌所涉地域卻較為集中，主要包括濟(jì)南和湘潭，其中以湘潭名勝與景物為主。這種區(qū)別自然會引導(dǎo)讀者做出這樣一種判斷：齊白石寫景言志詩反映了齊白石對祖國大好河山的謳歌;王仲言的寫景言志詩反映了王仲言對家鄉(xiāng)的眷戀。

齊、王時政類詩歌的最大分野在于對時政態(tài)度的差別。郎紹君先生在《不管人間有是非—齊白石和時代潮流》中說：

齊白石不理會，也不想理會同時期在他的小園之外的大事情— 如秋瑾起義(1907)、黃花崗之役(1911)、武昌起義(1911)、帝制垮臺和民國誕生(1912)、宋教仁被刺(1913)、袁世凱稱帝(1915)……他雖已半士紳化，卻未改變農(nóng)民思想。他的理想是自給自足，融身自然，安居樂業(yè)，只要不危及這一點，他都無所謂。[18]

的確，齊白石只關(guān)心“已卜余年見太平”的美好，而對現(xiàn)實的憂時憤世之思很少進(jìn)入齊白石的詩歌創(chuàng)作之中，即使也有“燈下?lián)]淚再三看，中華無此整山川”的慨嘆，但大多是采用隱喻與諷刺的手法，而且數(shù)量并不是很多。相反，王仲言針砭時弊、直陳其事的詩作比比皆是，如《遣悶》中的“十年戎馬廢沉吟， 隱處猶虞寇盜侵”;《晚興》中的“ 腐儒遭國變， 十載丘園居”;《書憤、用石門韻》中的“蒿目河山萬事非，亂離如此古來稀”“但見郊原堆白骨，何曾山水有清暉”;《山中多盜、夜必起巡，因而煮酒烹茶，戲吟》中的“老逢國變慚偷活，回首生初淚萬行”……

2.觀念與主張的相通

盡管齊白石與王仲言在詩歌實踐中有較大差別，然而兩人在詩歌觀念上卻息息相通，頗為一致。

首先，表現(xiàn)為詩以言志的觀念相同。詩言志，歌永言，是我國詩歌的核心觀念，齊、王自不例外。

《白石老人自傳》中有一段話集中表現(xiàn)了齊白石詩以言志的觀點：

我的詩，寫我心里頭想說的話，本不求工，更無意學(xué)唐學(xué)宋，罵我的人固然很多，夸我的人卻也不少。從來毀譽是非，并時難下定論，等到百年以后，評好評壞，也許有個公道。[19]

王仲言詩以言志的觀點在《退園詩草》自序中表達(dá)得更直接：

詩之為道，至廣至大，然一言以蔽之， 則不越詩言志而已。智巧者可為之，愚拙者亦可為之。[20]

在詩以言志的大觀念統(tǒng)領(lǐng)下，齊、王均有較為包容的詩歌觀念。齊白石在《題悟園詩存》中說道：

前清庚子前，余喜讀乾嘉間人之詩，友人笑其非古。庚子后，喜讀古人之詩，世人笑其非時。偶遇癡頑如余者，竊誦且吟，而有著(著)短衣者忽然參入吾輩，自以為恥，即閉其口。風(fēng)俗之移人，有如是也。

齊白石 庚申日記并雜作 紙本

22cm×15cm 1920年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在此序中含蓄地表達(dá)了“時”有“時”之味，“古”有“古”之味，各有其美。王仲言的包容則表達(dá)得更準(zhǔn)確，他認(rèn)為華岳有華岳之美，培塿有培塿之美，海洋有海洋之美， 小溪有小溪之美，可以共存：

智巧者可為之，愚拙者亦可為之。譬之山高為華岳，卑為培塿;水大者為海洋，小則為溪澗。若謂高者是而卑者非，大者真而小者贗，則又違世不可也……若概以非詩曰之，豈非知有華岳與大海，而不知有培塿與溪澗哉。[21]

其次，齊、王詩歌觀念相同，還表現(xiàn)為均反對過度用典和苦吟。對于過度用典和苦吟，齊、王觀念出奇相似。齊白石在《白石詩草》(二集)自序中說：“集中所存，大半直抒胸臆，何暇下筆千言，苦心錘煉，翻書搜典，學(xué)作獺祭魚也?！盵22]又有《自題詩集》五首選一中說：“樵歌何用苦尋思，昔者猶兼白話詞。滿地草間偷活日，多愁兩字即為詩?！盵23]

王仲言同樣反對過度用典和苦吟。在《退園詩草》自序中，王仲言寫道：“詩本乎性情，言必由衷，非徒弄月吟風(fēng)，搜奇綴韻而已也……歷年以來，遂多唱和，皆心之所難已、口之所欲言、有志而未遑者?！盵24]

在《白石詩草》(二集)跋中，王仲言更是借評齊白石之詩而澆胸中塊壘，直陳齊白石妙就妙在“有東坡、放翁之曠達(dá)，無義山、長吉之苦吟”。

齊、王詩歌觀念的相同，當(dāng)然有很多原因，但我們可否如是推測：當(dāng)時湘潭有一批持此類詩歌觀念的文人，齊、王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如果覺得這樣的推測需要羅列證據(jù)的話(要詳細(xì)論證得另文探討)，那么我們退而求其次，至少說明齊白石與王仲言的詩歌觀念有互相影響的痕跡，也就是說， 齊白石對自己的詩歌高度自信是有土壤和根基的。

（作者系湘潭市博物館學(xué)術(shù)部主任，原名尹勇軍）

（文章選自《齊白石研究》(第十輯)，文章未完待續(xù)）

注釋:

[1]王仲言著、龍山詩社編《退園詩草》，中國楹聯(lián)出版社，2009，第2頁。

[2]郞紹君、郭天民編《齊白石全集(普及版) 第十卷》第三部分“齊白石題跋”，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17，第1頁。

[3]婁師白：《齊白石繪畫藝術(shù)》，山東美術(shù)出版社，1987，第18頁。

[4]同注[1]，第147頁。

[5]、[6]、[7]同注[1]，第147頁、第170頁、第142頁。

[8]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詩稿》，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3，第173—174頁。

[9]、[10](清)湯文璐編《詩韻合璧》，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第56頁。

[11]同注[8]，第174—175頁。

[12]同注[8]，第237頁。

[13]同注[1]，第85—87頁。

[14]郎紹君、郭天民編《齊白石全集(普及版) 第十卷》，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17，第72頁。

[15]同注[1]，第95頁。

[16]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3，第165—166頁、第185—186頁。

[17]同注[14]，第8頁。

[18]郎紹君：《齊白石的世界》，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第50頁。

[19]齊良遲主編《齊白石文集》，商務(wù)印書館，2005，第111頁。

[20]、[21]同注[1]，第5頁。

[22]同注[19]，第148頁。

[23]劉振濤、禹尚良、舒俊杰主編《齊白石研究大全》，湖南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4，第257頁。

[24]同注[1]，第5頁。

編輯 | 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