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姆茶園：一部環(huán)境文化史

[印]阿爾納布·戴伊 著

王林亞 譯

2025年8月出版，98.00元

Tea Environments and Plantation Culture: Imperial Disarray in Easter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茶香氤氳，茶葉流轉，飲茶之人不少，研究茶史的學者亦不少。大概不會有多少學者認為，茶史研究是一個前沿的學術領域，但事實上，關于茶史的論著卻層出不窮，常常推陳出新。例如，2020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茶業(yè)戰(zhàn)爭》（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Tea Environments and Plantation Culture: Imperial Disarray in Eastern India

當然，鋪面太廣勢必難有創(chuàng)見，因此該書主要聚焦于英屬印度時期的阿薩姆地區(qū)。盡管如此，無論是茶史研究、阿薩姆茶葉種植研究，還是關于英屬印度阿薩姆地區(qū)的研究，都極為豐富。這就為后世學者提出了相當大的挑戰(zhàn)：如何能夠挑戰(zhàn)、修正或推翻前人的觀點，以至于不用做重復勞動？或者說，從哪種角度方能使我們重新理解茶史，窺前人所不得者？我們究竟是要通過茶來了解茶，還是通過茶來為殖民主義提供新的洞見？

事實上，在《阿薩姆茶園》一書中，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的歷史系副教授阿爾納布·戴伊（Arnab Dey）的確引入了一個頗有創(chuàng)見且耐人尋味的新視角，這即是“無序”（disarray）。不同于將近代歐洲種植園的歷史視作“啟蒙理性”在殖民地自然延伸的結果，戴伊傾向于認為，歐洲資本家在茶葉種植園有意維持了一種“無序”狀態(tài)，將其作為一種“隱蔽性”管理策略，以此逃脫正式的制度和法律監(jiān)管，進而達到極盡剝削土地和勞工的目的。在戴伊看來，這一觀點不僅是對原有“科學理性敘事”的解構，也是一種新的建構，即將“無序”本身當作看清殖民制度運作機制的關鍵視角。與此同時，戴伊還反復提及環(huán)境史的視角，或者說“生態(tài)社會研究法”（eco-social methodology）（20頁，本文引用頁碼均來自中譯本），即認為憑借植物、昆蟲、疾病等非人類要素（non-human agents），自然環(huán)境也同樣能夠制造一種挑戰(zhàn)茶葉種植園體系的“無序”狀態(tài)。

乍看起來，該書在邏輯上似乎存在一些矛盾。一方面，如果說所謂的“無序”是歐洲殖民者刻意維持的結果，而非僅僅由難以控制的自然因素造成，那么這種刻意本身，不也正是“理性”的一種體現(xiàn)嗎？另一方面，如若過度強調(diào)殖民者的主動性——無論它表現(xiàn)為明確的理性，還是偽裝成“無序”的理性——是否都在將歐洲殖民者塑造成一種“無所不能”的形象，同時忽視了那些不受殖民體系約束的人類及非人類因素的重要性？反之，如果將重點放在后者，以揭示殖民者脆弱與焦慮的一面，那是否又會在無意間削弱對殖民統(tǒng)治的批判力度？

要理解第一重邏輯困境，不妨將此書與另外兩本關于殖民地科學及種植園的著作進行比較。其一是理查德·德雷頓（Richard Drayton）的《自然的統(tǒng)治》（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The Floracrats: State-Sponsored Scienc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Indonesia

《自然的統(tǒng)治》《植物官僚》

在一定程度上，戴伊挑戰(zhàn)了理查德·德雷頓的說法而呼應了安德魯·戈斯的研究。如其所言：“西方所謂的‘理性科學’從一開始就并非完全有效，它更像是一次不確定性的嘗試，這種科學對茶葉行業(yè)的理解非常有限，或者說在某些情況下，它為了茶葉利潤卻放棄了真正的‘科學’?！边@正是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的種植園里所做之事在阿薩姆地區(qū)的回響。然而，戴伊并未將阿薩姆的理性問題理解為簡單的成功或失敗，而是強調(diào)“理性”本身如何被當作一種話語策略。筆者以為，這里討論的“理性”其實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啟蒙式的理性，它追求秩序、知識、透明、效率與改善；另一種是治理性的理性，或者說功利理性，它不以秩序為目標，而是以權力運作的效用為核心，可以通過制造不透明、混亂與不確定性來維持統(tǒng)治。

在此意義上，所謂的“失序”不是理性的失敗，而是一種治理技術，是帝國得以運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戴伊并不是想說殖民者缺乏“理性”，而是在說殖民者的“理性”不是啟蒙敘事想象的那種科學理性，而是一種以混亂、不透明為核心的功利理性。正如戴伊反復強調(diào)的那樣，歐洲殖民者采用的是一種與“進步”敘事有關“現(xiàn)代的/人為的”和“天然的/原始的”二分法，而這種二分法依靠刻意營造的“無序”來實現(xiàn)：“吸收、利用并經(jīng)常制造無序，在大力宣傳建立農(nóng)業(yè)秩序的同時，又在實際操作中排斥有序?！保?2頁）“‘無序’是茶葉種植園企業(yè)運作模式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23頁）“本書認為‘無序’是‘進步’力量的盟友，而且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盟友。正是由于在茶葉種植園的經(jīng)營中，缺乏有效的監(jiān)管或者法律的制約，所謂的伊甸園項目（本書中指的是植物資本主義）才得以成功?！保?3頁）簡言之，戴伊的觀點不是要反駁殖民科學的“理性”，而是揭示這套理性如何通過無序、矛盾和偶然性來維系自身。這樣，我們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戴伊對于“無序”的定義：“本書中所提及的‘無序’，既不是一種被貶低的生物狀態(tài)，也不是一種被動的生態(tài)隱喻，它所代表的，是使茶葉種植園能夠保持盈利和持續(xù)運轉的經(jīng)濟手段、官僚策略、法律彈性和農(nóng)藝操控?！保?4頁）如此，我們的第一重困惑迎刃而解。

接下來便是第二重邏輯困境，即戴伊究竟是在著力批判殖民統(tǒng)治的功利理性（以“無序”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還是著重強調(diào)作為這種理性對立面的非人類世界的能動性（同樣以“無序”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應該說，作者在敘述上的確存在著模糊之處。首先，戴伊所謂的“無序”既是殖民制度刻意制造的結果，又是自然環(huán)境反制的產(chǎn)物，但他并未明確對兩者作出界定，不免讓讀者感到迷惑；其次，戴伊試圖削弱“殖民理性”的敘事，卻在強調(diào)殖民者對“失序”的利用時，又無意間強化了殖民權力的主導性；最后，戴伊憑借自然的能動性來揭示殖民科學力有不逮之處，卻有淡化其所批判的殖民剝削與暴力結構的風險。這些矛盾使戴伊的論證如踩平衡木一般，在解釋茶園“無序”的來源與功能時反復切換，有所失焦。

阿薩姆地區(qū)的茶葉種植園

我想，戴伊想要告訴讀者的其實很簡單：即使歐洲殖民者試圖通過對“無序”和“有序”的劃分來為種植園體系提供合法性，但他們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遇到了真正的“無序”，即由不可控的自然世界帶來的強烈挑戰(zhàn)。只不過，戴伊在許多時候揉雜了話語層面上的“無序”和物理層面上的“無序”，反而因此將自己的觀點包裹成毛線團一樣難解難分，這使得此書好似一直在帶讀者兜圈子。這并不見得是一種高明的寫作策略，反而有玩弄文字游戲之嫌。

筆者以為，最好將阿薩姆地區(qū)的茶葉種植園體系理解為一種歐洲殖民者的“將計就計”，即殖民者利用了本已存在的混亂——無論是來自人類抑或非人類世界——來得償所愿。殖民者并非從零開始“制造無序”，而是在話語和物理層面利用、放大、固定了本已存在的生態(tài)、制度、法律、社會和勞工的混亂狀況。簡而言之，殖民者宣稱要解決“無序”的問題，其實利用了另一種“無序”來實現(xiàn)對茶葉種植園的控制，但真正的“無序”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成為殖民體系潛在挑戰(zhàn)的來源。這就既揭示了戴伊所稱的“植物資本主義”的虛偽與暴力，也承認了非人類因素的能動性。

另外，此書還存在另一些論述上的問題。例如在第四章，雖然戴伊引用了“功能性健康”（functional health）和“體驗性健康”（experiential health）這一分析框架，卻并沒有明確指出種植園主是如何對待這兩種健康的。他似乎是想要揭示，企業(yè)資本家利用制度上的漏洞與概念上的模糊，有意規(guī)避甚至反對嚴格的健康標準。換言之，在這一章討論的衛(wèi)生制度與勞工健康問題中，所謂的“無序”并非偶然或無能，而是在企業(yè)與殖民政府之間形成的一種有利可圖的模糊區(qū)間。因此，這一章真正揭示的并不是帝國衛(wèi)生治理的失敗，而是一種以模糊性為前提運作的殖民資本主義理性。然而，盡管戴伊在這一章中明確展示了“勞工健康”如何被重塑、量化、功能化，但他在章節(jié)結尾乃至全書結論中，卻沒有回應、整合、甚至提及這種“功能性健康”和“體驗性健康”的二分，仿佛已經(jīng)將自己的理論框架忘得一干二凈。這樣的寫作手法，不知是戴伊有意營造的“無序”的結果，還是非人類要素——例如語言本身——造成的“無序”？

不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茶葉種植園勞動者的聲音也湮沒在戴伊的文字海洋中，難覓其蹤。仍以第四章為例，如果戴伊真要討論的是健康與帝國治理—資本主義之間的政治經(jīng)濟學，尤其是討論所謂的“體驗性健康”，就有必要將“健康”與勞工的“身體”和“情感”同步納入分析框架。否則，健康就只能被看作一種?？率降谋唤y(tǒng)計、計算、規(guī)訓和制度化的客體，而不是一種真實的身體—情感遭遇。其實，戴伊在討論“健康”時幾乎完全站在殖民政府、種植園企業(yè)、醫(yī)生和管理者的視角，而對勞工自身的身體經(jīng)驗、疼痛感、疲倦、生存策略與情感世界的討論仍付闕如。這就使得此書仍然在大體上遷就于傳統(tǒng)的殖民史和帝國史敘事。盡管戴伊坦承這是囿于資料所限，但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通讀全書，該書的最大貢獻是突破了傳統(tǒng)的茶葉種植園勞工史的研究框架，戴伊善于將所有土地、法律、經(jīng)濟、疾病、生態(tài)等因素統(tǒng)籌起來，并令人信服地指出不能從單一的法律、經(jīng)濟或勞工視角，而應在“法律—經(jīng)濟—土地—疾病—生態(tài)”的框架下重新審視殖民體系下的阿薩姆茶葉種植園。戴伊用“無序”的概念統(tǒng)籌全書，揭示了歐洲資本家在阿薩姆茶葉種植園的險惡用心及其留給當?shù)氐臑碾y遺產(chǎn)，但正如戴伊同樣提到的那樣，“無序”的狀況并不完全是有意維持的結果，而是不同的殖民地主體之間、人類與非人類因素之間相互斗爭、制衡、難以協(xié)調(diào)的產(chǎn)物。

筆者比較閱讀了此書的中英文版本。就書中內(nèi)容的翻譯而言，其語言精練流暢，大體準確無誤，但最大的問題在于標題。《阿薩姆茶園：一部環(huán)境文化史》的譯名不僅未能體現(xiàn)全書關于“無序”的精彩論斷，還容易帶給讀者一種田園牧歌式的歷史想象，而這恰恰是本書作者阿爾納布·戴伊所堅決反對的。

（轉載自公眾號：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