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5月25日，上海那家號稱全亞洲都能排上號的頂級醫(yī)院里，一股子爛蘋果味混著消毒水味，直往鼻孔里鉆。

高干病房的床上，躺著個瘦得脫了形的老頭。

來看他的老朋友陳巨來，剛推開門，差點沒把隔夜飯吐出來。

只見那床單上全是黃亮亮的液體，濕答答的一大片，顯然是失禁很久沒人管了。

那個平日里稍微沾點灰都要換身衣服、喝茶非得用特定泉水的名士，這會兒就像塊爛肉一樣攤在那里。

旁邊的年輕醫(yī)生護士走來走去，眼皮都不抬一下，好像床上躺的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個等著去火葬場排隊的死人。

老頭一邊哼哼，一邊瞪著天花板，就在這種屎尿屁混雜的屈辱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陳巨來哭得稀里嘩啦，覺得老友這也太慘了。

可是啊，要是把日歷往后翻哪怕半個月，陳巨來就該改口了。

因為就在老頭斷氣的九天前，北京發(fā)了個著名的“五一六通知”。

這就叫，早走一步是福氣，晚走一步是地獄。

這個死在暴風雨前夜的“幸運兒”，就是潘伯鷹。

說起這名字，現(xiàn)在沒幾個人知道，但在當年的文化圈，這就是個橫著走的主兒。

現(xiàn)在的文人，稍微有點名氣就得裝謙虛，恨不得把腰彎到地上去。

潘伯鷹不一樣，他是出了名的“狂”。

當年上海灘甚至有人把他列為“十大狂人”之一，這名號可不是充話費送的。

大家伙兒見過求人寫字的吧？

不管是多大的腕兒，給別人寫扇面、寫條幅，落款肯定得寫“某某雅正”“某某囑書”，把自己的名字縮得小小的，躲在角落里。

這叫規(guī)矩。

潘伯鷹偏不。

誰找他寫字，哪怕是達官顯貴，他也要把自己的名字寫得跟斗大的饅頭似的，而且必須排在對方名字前頭。

那架勢就在說：老子給你寫字，是給你臉，你得接著。

這種狂法，換別人早被人打折腿了。

但潘伯鷹沒事，因為他手里有兩把刷子。

連魯迅那種看誰都不順眼的，都對他另眼相看。

早在1927年，天津《大公報》連載了個小說叫《人海微瀾》。

那筆法老辣得，大家都以為是哪個活成精的老頭子寫的。

吳宓這種學界泰斗，直接把它列為清華學生的必讀書，說跟《紅樓夢》是一個檔次的。

結(jié)果一打聽，作者是個還在讀交通大學的毛頭小伙子，就是潘伯鷹。

那時候他還是個學生啊，這就像現(xiàn)在的大學生剛發(fā)個朋友圈，就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了一樣離譜。

但這還不是他最牛的地方。

他真正的絕活，是手里那支毛筆。

近現(xiàn)代書法圈里，沈尹默是公認的“扛把子”。

而潘伯鷹，是極少數(shù)能跟沈尹默掰手腕的人。

這倆人都學“二王”（王羲之、王獻之），但路子完全野得不一樣。

沈尹默是典型的完美主義者，寫字跟做實驗似的，稍微有一筆不如意，直接揉了扔廢紙簍。

據(jù)說張充和他們經(jīng)常去翻沈尹默的垃圾桶，撿出來的都是精品。

這種事兒在潘伯鷹這兒絕對不可能發(fā)生。

真正的自戀不是覺得自己完美，而是覺得自己的瑕疵都比別人的優(yōu)點好看。

潘伯鷹寫字從來不扔紙，他覺得老子寫出來的每一筆都是藝術(shù)，憑什么扔？

更有意思的是技術(shù)流派。

后人學王羲之，大多學了個皮毛，只看到側(cè)鋒取勢那個帥勁兒。

潘伯鷹不一樣，他鉆到骨子里去了，悟出了“筆筆中鋒”的真諦。

謝稚柳評價他說“取其綽約，而舍其嫵媚”。

翻譯成人話就是：他的字有王羲之的風骨，但沒那種討好人的媚態(tài)。

不過話說回來，在那個亂世，光有才華是活不下去的。

潘伯鷹之所以能狂幾十年不倒，除了才華，還因為他背后站著一尊大佛——章士釗。

這倆人的關(guān)系，說起來比電視劇還狗血。

亦師亦友都算是輕的。

章士釗寫的詩，要是潘伯鷹不點頭，章士釗都不敢發(fā)。

1931年潘伯鷹被抓進去了，章士釗急得跟熱鍋上的螞蟻似的，直接放話：只要人能活著出來，花多少錢都行。

這還不算完，潘伯鷹這輩子娶了三個老婆，其中兩個是章士釗的干女兒，一個是章士釗前妻的干女兒。

這關(guān)系，簡直就是一家人。

有了這層硬關(guān)系，再加上自己的真本事，潘伯鷹在上海灘那就是“特權(quán)階級”。

解放后，他狂得更沒邊了。

他在書房門口貼了個條：“不讀五千卷書者，不得入此室”。

好家伙，這不就是現(xiàn)在的“非985、211不得入內(nèi)”嗎？

用的筆必須是特定的竹筆，紙必須是名家水印紙，活脫脫一個穿越過來的魏晉名士。

如果故事只講到這兒，那潘伯鷹也就是個有才無德的狂生。

但人性這東西，復雜就復雜在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這個享受著高干待遇、目中無人的參事，骨子里卻留著傳統(tǒng)士大夫那點良心。

六十年代初，大家都知道那幾年日子不好過。

很多人為了保命，閉著眼睛瞎吹，明明餓得浮腫了還說形勢一片大好。

潘伯鷹閉不上這張嘴，也閉不上眼。

他走在大街上，看到為了取暖縮成一團撿煤渣的孩子，看到面如菜色拉不動車的車夫，心里難受啊。

他不像別人那樣裝看不見，而是寫下了那首要命的《黑面》：“君臣皆醉飽，四海諱饑寒”。

這時候他已經(jīng)不是那個狂傲的書法家了，他就是一個看著同胞受苦而心如刀絞的普通人。

哪怕他自己有特供，餓不著，但他替老百姓疼。

這種疼不是裝出來的，他在病床上都快死了，還在寫“多難哀生民”。

人一旦有了良心，在這個世界上往往就活得比較痛苦。

這種性格，注定了他在那個即將到來的特殊年代里活不長。

他太直，太狂，太拿自己當回事，也太拿老百姓當回事。

1964年，也就是大風暴來臨的前兩年，他的肝不行了。

最后的日子里，他就在醫(yī)院里熬著。

看著以前那些對他點頭哈腰的人，慢慢變得冷冰冰的。

醫(yī)院里的規(guī)矩越來越多，人情味越來越淡。

他對陳巨來抱怨，說這里雖然是高級病房，但他也就是個“區(qū)區(qū)小官”，只能讓那些剛畢業(yè)的實習生拿他練手。

那時候他還在生氣，覺得自己沒得到“應有的尊重”。

他哪里知道，這種冷落，其實是老天爺在給他打掩護。

1966年5月，外面的天已經(jīng)變了色。

報紙上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空氣里都彌漫著一股子要把舊世界砸個稀巴爛的躁動。

就在潘伯鷹去世的十幾天后，大風暴正式刮到了上海。

如果他沒死，以他的性格，以他的詩，以他那滿屋子的“封資修”字畫，等待他的會是什么？

是被掛上大牌子游街？

是被按在地上噴氣式批斗？

還是看著自己珍藏一輩子的字畫被一把火燒個精光？

按照他的那個爆脾氣，估計第一天就得撞墻。

但他走了。

在那個充滿了消毒水味和尿騷味的病房里，帶著一身的不甘心和委屈，走了。

他沒看到滿街的大字報，沒看到斯文掃地的那一天。

命運有時候就是這么黑色幽默，它用一場看起來很凄慘的死亡，讓一個狂了一輩子的文人，完美避開了真正讓他生不如死的浩劫。

參考資料：

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

鄭逸梅，《藝林散葉》，中華書局，1982年。

上海市檔案館編，《潘伯鷹檔案選輯》，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