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公與非公受賄犯罪，都得有職權的影子

受賄罪的關鍵是權錢交易，本質上就是職權以及職務行為的不可交易性。這就是受賄罪中講的“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前提——利用職務便利。

這是受賄罪的核心。在非公受賄罪中，也當然需要有職權的影子。非公受賄罪源于受賄罪，雖然犯罪主體不同，但背后邏輯一致，即均能夠實現請托人特定目的。

通俗講就是將職權作為交易對象，再通過職權實現職權所能決定的事項。

劉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入庫編號：2024-03-1-094-003）中，法院認為，劉某“實際在某集團公司擔任間接采購部負責人，在招投標、確定供應商及付款審批方面均有一定職權。劉某在履職過程中，違反職業(yè)廉潔性要求，收受供應商賄賂，系典型的權錢交易，且數額高達7000余萬元，符合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構成要件。”

由此可知，無論受賄罪還是非公受賄罪，都有職權影子，只是職權的內容不一樣。受賄罪中的職權是公權力，非公受賄罪的職權是在商業(yè)活動中能決定某些事項的權力。

既然都是權力（公權和“私”權），其交易對價是什么呢？

權錢交易，當然是“錢”了。對于“錢”而言，總共包含財產、財產性利益以及非財產性利益三大類。其中，前兩者沒有爭議，而對于非財產性利益的認識存在一定爭議。

為什么會有爭議？本質上突破了權錢交易的固有認識，實質上是從權錢交易到“權”“利”交易，此時就應當有法可依。比如《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財物認定為財物和其他財產性利益。同樣，對非財產性利益的擴張也需要有法律支撐。

常識理解，以權換利是受賄者的追求，因為無論是財物還是其他性質的利益，本質上是將權力作為交換對象。如此理解的話，非財產性利益理所當然可以作為權力交易的對價。

職權如何認定呢？

筆者理解，第一要求是所處單位有職權，其次要求行為人有具體的職權。除此之外，要區(qū)分對內職權和對外職權。內外職權的區(qū)分在一定程度上是貪污與受賄的區(qū)分。比如利用對內的管理權力，將屬于國家的財產非法占為己有的是貪污。而將對外管理的職權作為交易，使請托人從中獲得利益的，就是受賄問題。

本質上講，職權具有決定某事項或者利益實現的作用。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3〕167號）規(guī)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guī)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于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根據前述規(guī)定可知，職權包括兩大類，第一直接職權，第二間接職權。而且，無論哪種職權，都勢必會影響和制約請托人的利益實現。

刑法并未直接規(guī)定職權，講的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但是職務的內核就是職權，即從事公務活動。

刑法第93條中所稱的“從事公務”應當是指代表國家對公共事務所進行的管理、組織、領導、監(jiān)督的活動，具有管理性、國家代表性的特點。非公受賄罪中的“公務”是相對于國家權力而言的，指的是在企業(yè)中行使管理、組織、領導、監(jiān)督權力，具有管理性、企業(yè)代表性的特點。

非公受賄罪中的權利本質上也是如此，只是相對于公權力而言，屬于商業(yè)范疇內的權力。但即便是私權力，也應當能夠決定請托人的某些事項或者目的實現。

之所以講職權，原因就在于如果行為人沒有決定和制約某事項的權力，就不應當對其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