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經(jīng)濟學家以及活躍在網(wǎng)絡的“野生專家”，給于一個十六世紀的人以極高的待遇，也給予他主持的“萬歷新政”以高度的認同。甚至有人說，沒有萬歷新政的話，大明可能提前四五十年就完了。有那么玄乎嗎？

站在“事后諸葛”的上帝視角來看，操刀萬歷新政的正是被人捧為“救時宰相”的一代名相、張居正。你要說新政不好吧，他確實替明帝國省下了一大把銀子，中央財政搞得很寬裕。你要說新政好吧，為何新政執(zhí)行了六十二年后，明帝國就轟然垮塌？

萬歷新政其實把明朝“坑”得不淺，大明王朝的滅亡與所謂的小冰河期關系不大，同期的后金也是小冰河期啊，人家也糧食減產(chǎn)餓死人啊，為啥就你大明滅亡要怪小冰河期呢？真正讓大明一蹶不振，倒在坑里的，正是張居正本尊。

企鵝當年發(fā)家時并不是原創(chuàng)，而是發(fā)現(xiàn)以色列人搞得OICQ很時髦，然后模仿人家。已經(jīng)二十多年過去了，稍微年輕一點的人，都不知道OICQ才是企鵝的1.0版本。四百多年過去了，很多人也不知道“一條鞭法”根本不是張居正原創(chuàng)，嘉靖九年（1530年），已經(jīng)病退的武英殿大學士桂萼給朝廷上了一份《任民考》的奏疏，建議皇帝搞“編審徭役”，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這才是張居正“一條鞭法”的1.0版本。

戶部尚書梁材在任上把桂萼的主張發(fā)揚光大了，并從東南諸省（江蘇、浙江、安徽）試點，然后往南推廣到江西、福建、廣東和廣西，往北推廣到山東威海衛(wèi)。當年，1.0版本的“一條鞭法”出臺試點時，張居正還是五六歲的學齡前兒童，此時離大明滅亡還有110多年，王朝正當中年。

大明的官僚們早就看出來，整個王朝的征稅問題很大，執(zhí)行了一百多年的實物征收會讓衙役們采取非正常手段盤剝克扣，這樣子老百姓無論交多少，實際上皇家收到的都是少數(shù)，大量的稅收損耗在流程上了。大家都是考科舉出來的聰明人，不可能就張居正一人能看出毛病來。一條鞭法確實也解決了實物儲存運輸?shù)某杀締栴}。一石糧食180斤，換成白銀是一兩左右，而一兩銀子不過37克，這運輸成本差別海了去了。整體來看，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好事兒。不好的話，張居正也不會傻到全國推廣。

問題是，大明此時已經(jīng)是老馬拉破車，跑不快了。張居正心浮氣躁，一鞭子下去，用一條鞭法給大明這架馬車抽得飛跑起來，加速太快，爆胎了！

一條鞭法的改革非常省事，砍掉了社會資源流轉(zhuǎn)損耗環(huán)節(jié)，同時推行“土地清丈”，以KPI考核指標核查官吏是否干活，誰清丈的土地畝數(shù)多，誰的政績就好，誰可以優(yōu)先提拔重用。老爺們?yōu)榱藗€人仕途，摳畝數(shù)、搞指標。大干快上，不爭朝夕，只爭億萬！從萬歷六年到萬歷九年，為期3年的土地清賬，愣是將弘治時期的400萬頃拉升到700萬頃。古代一頃是一百畝，相當于3年多出3億畝地。現(xiàn)在中國的土地紅線是十八億畝，四百年前就能在三年時間新增3億畝，怎么聽也像是“放衛(wèi)星”。而且，這是官方鼓勵的放衛(wèi)星，也是張居正鼓勵的放衛(wèi)星。多出的300萬頃主要集中在河南，山東次之，南方諸省的土地畝數(shù)居然相對比較“屬實”。

張居正還規(guī)定，土地畝數(shù)一經(jīng)上報，便沒有任何彈性，戶部就給固定死了，往后“只能多，不能少”。如果有地方出現(xiàn)災禍，土地撂荒了，按理說稅會減少，可是地方官吏為了頭上那頂烏紗帽，斷然不會輕易頂著自己被朝廷“追責”的風險，體恤百姓疾苦。因為天災可以有，官帽子不能沒有。于是只能提高單位面積征收的稅率，導致更多的自耕農(nóng)承擔不起，因而破產(chǎn)成為流民。自耕農(nóng)變成流民，實際可征收的土地就更少了，那就接著再加稅。地越來越少，稅越征越高，流民越來越多，最終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惡性閉環(huán)”。這就是“天災人禍”了。

豪強地主如果兼并自耕農(nóng)的土地，頂多是低價買入，破產(chǎn)的自耕農(nóng)好歹還能見倆錢兒。官府加稅之下，資不抵債，稅錢比撂荒后的畝產(chǎn)更高，自耕農(nóng)只好拋棄土地逃亡。

“一條鞭法”是將田賦和丁役“合二為一”打包折成現(xiàn)銀，逼迫老百姓用現(xiàn)銀交稅，底層人民不僅喪失了實物抵稅方式，只能拋棄實物、藏匿實物，或者被士紳地主盤剝的更厲害。甚至會加劇土地拋荒，生產(chǎn)資料損失。老百姓都是用腳投票的，沒有貨幣繳稅，最后會把生產(chǎn)工具都賣作貨幣。這還讓老百姓怎么活？表面上各級官吏似乎無法克扣實物，貪污實物，損耗實物。但是他們直接搶劫貨幣，或者把老百姓的生產(chǎn)資料抵扣、質(zhì)押、當賣不是更方便嗎？雖然有考成法，但都是在鞭策官吏，對農(nóng)民，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實在無意義，全都是飲鴆止渴。

以前實物繳稅，稅吏還不好意思說你家里兩畝地值多少糧食，因為糧食畝產(chǎn)有具體數(shù)，你說少了貧下中農(nóng)不肯賣地。改為張居正的白銀繳稅，地主劣紳今天說你家地值一兩銀子，明天就借口收成不好，值五錢碎銀，后天就成一錢銀子。這就跟股票一樣，漲跌都是莊家說了算。

土地持有人覺得種地不劃算時，可以為了不交稅，而放棄對財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不愿意種了，干脆把地一扔，要么云游四海要飯去，要么變賣自己給大戶人家當奴仆。耕地撂荒，大量自耕農(nóng)變成奴仆，黑在大戶人家成為黑戶，跟著來的就是“糧荒”。萬歷后來看出張居正這套方法的弊端，派出太監(jiān)大力征收工商稅，“不忍加派小民”。但是歷史不給他機會。天啟、崇禎年間，反其道而行之，放棄對東林士大夫把持的工商業(yè)、海外貿(mào)易征稅，大規(guī)模向自耕農(nóng)征農(nóng)業(yè)稅，加派三餉，整個大明王朝終于跑不動了，只能破產(chǎn)，散攤子完事。

同時代的唐鶴征，以及后來的黃宗羲等諸多思想家，就曾對張居正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尤其是黃宗羲曾評價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一條鞭法也就有利于一時而已，對于后世，危害太大了。可惜，老黃的后悔藥張居正是吃不到的，他死后，哪管那洪水滔天！

當李自成、張獻忠下場時，多出300萬公頃的一條鞭法主陣地河南，居然成了李自成絕地逢生的主戰(zhàn)場！當李自成在潼關南源被洪承疇、孫傳庭殺得只剩下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躲藏時，其實已經(jīng)氣若游絲，農(nóng)民起義差不多應該算完事了。結(jié)果僅僅三年，李自成從商洛山中闖入中原，河南大荒，饑餓的災民遍地都是，十八騎的李自成幾乎是瞬間就聚攏了數(shù)十萬兵力，不僅三攻開封，還將老對手孫傳庭殺得尸骨無存。接著北上京城，逼得崇禎掛了煤山。

你說，沒有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李自成哪里能聚到這么多兵？？如果一條鞭法真得那樣有意義，為什么績效最好的河南，應該地最多，糧最多，為何卻成了明末的人間地獄？

一代名相，就這？還被捧成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