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王錫爵，你瘋了嗎？這是要把飛機往哪兒開？”
1986年5月3日的下午，在那萬米高空的波音747駕駛艙里，副機長董光興看著自己手腕上冰冷的手銬，感覺渾身的血都涼了。
這一天，對于臺灣中華航空來說，絕對是個想都不敢想的噩夢，但對于56歲的機長王錫爵來說，這是他這輩子飛得最堅決、最沒有退路的一次航程。

誰也沒想到，這個曾經(jīng)駕駛著U-2高空偵察機、在大陸防空導(dǎo)彈的眼皮子底下轉(zhuǎn)悠了無數(shù)圈都沒被打下來的“黑貓中隊”王牌飛行員，會在臨退休前，搞出這么驚天動地的一個大動作。

這事兒還得從那天下午的航線說起。
那是一架代號CI334的波音747-200F型全貨機，肚子里裝滿了從曼谷運來的新鮮水果和海鮮，原本的計劃是飛往香港降落，然后再轉(zhuǎn)飛臺北。
這本來是一條王錫爵飛爛了的熟練航線，他是機長，旁邊坐著副駕駛董光興，后面還有個飛航工程師邱明志。
這三個人那是老搭檔了，平時在駕駛艙里也就聊聊家常，誰也沒覺得這趟活兒有什么特別的。
飛機飛到香港以南大約120海里的時候，王錫爵突然轉(zhuǎn)過頭，用一種特別隨意的口氣對身后的邱明志說，這會兒天氣挺好，氣流也穩(wěn)，你去后面貨艙看看有沒有什么異常，順便看看那批榴蓮怎么樣了。
那時候的貨機規(guī)矩沒那么多，機組人員在長途飛行中去后面轉(zhuǎn)轉(zhuǎn)也是常有的事兒。
邱明志也沒多想，解開安全帶轉(zhuǎn)身就往后面貨艙去了。

就在駕駛艙門關(guān)上的那一瞬間，空氣仿佛凝固了。
王錫爵那種隨意的表情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臉的嚴(yán)肅和決絕。他一本正經(jīng)地對副駕駛董光興說，咱們公司最近不是一直在強調(diào)空防安全嗎？擇日不如撞日，咱們正好趁這個機會，搞個“反劫機演習(xí)”。
董光興一聽都愣了，心想這時候搞什么演習(xí)？還沒等他腦子轉(zhuǎn)過彎來，王錫爵就掏出了一副早就準(zhǔn)備好的手銬。
那時候的飛行員為了應(yīng)對突發(fā)狀況，包里有點特殊的“工具”倒也不算太稀奇，但稀奇的是，王錫爵直接把這手銬的一頭“咔嚓”一聲銬在了董光興的手腕上，另一頭死死地鎖在了座椅的扶手上。
董光興這下有點慌了，他喊著說機長你這演習(xí)玩真的?。口s緊解開吧，馬上要進(jìn)香港管制區(qū)了，這玩笑開不得。
王錫爵根本沒理他，直接切斷了飛機的自動駕駛模式，手握操縱桿，猛地向左壓了一個大坡度。
龐大的波音747像一頭被驚醒的巨獸，在空中劃出了一道急促而詭異的弧線，原本應(yīng)該往東北飛去香港啟德機場，現(xiàn)在卻調(diào)轉(zhuǎn)機頭，直愣愣地往正北方向沖去。

那個方向，是廣州。
這時候，剛才去后面檢查貨艙的工程師邱明志回來了。
他一推門，看見副機長被銬著，飛機姿態(tài)也不對，當(dāng)時整個人都僵住了。
邱明志年輕氣盛，一看這架勢就要沖上來搶操縱桿。
王錫爵這時候手里多了一把飛機上配備的消防斧，他沒有揮舞，就是冷冷地把它放在了控制臺上，眼神里透著一股子讓人不敢直視的殺氣。
他對那兩個人說，都別亂動，我有必須要做的事，今天這飛機，必須去廣州，誰攔著我就跟誰同歸于盡。
駕駛艙里一下子安靜得可怕，只有儀表盤上的紅燈在瘋狂閃爍，還有無線電里香港塔臺焦急的呼叫聲：“華航334，華航334，你偏離航道了！請立即修正！請回答！”
王錫爵連看都沒看一眼無線電，他現(xiàn)在的眼里，只有幾百公里外那個越來越近的大陸海岸線，那是他魂牽夢繞了三十七年的地方。

飛機越過海岸線的那一刻，王錫爵的手心里全是汗。
他打開了那個塵封已久的通訊頻段，對著麥克風(fēng)，用一種幾乎顫抖的聲音呼叫：“廣州塔臺，廣州塔臺，我是華航334，我請求降落白云機場?！?br/>這一聲呼叫，不僅把廣州塔臺的值班員嚇了一跳，更是把海峽兩岸維持了37年的那種死一般的沉寂，給生生撕開了一道口子。

02

你可能覺得，這不就是個想家想瘋了的飛行員嗎？
但如果你知道王錫爵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就知道這事兒有多離譜了。
他可不是一般的民航機長，他是“黑貓中隊”出來的狠人。
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可能沒聽說過“黑貓中隊”，但在上世紀(jì)60年代，這四個字代表著當(dāng)時世界上最危險、最神秘、死亡率最高的飛行任務(wù)。
那時候，美國人搞出了U-2高空偵察機，這玩意兒飛得特別高，能飛到2萬多米，一般的戰(zhàn)斗機和防空導(dǎo)彈根本夠不著。
美國人想知道中國大陸在搞什么名堂，尤其是核武器的進(jìn)展，但又不敢自己派人飛，于是就找上了臺灣，讓臺灣出飛行員，美國出飛機，組建了第35中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貓中隊”。

王錫爵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能進(jìn)這個中隊的人，那都是萬一挑一的精英，身體素質(zhì)、飛行技術(shù)都得是頂尖的，必須是那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主兒。
但即使是這樣，這活兒也是提著腦袋干的。
U-2這飛機雖然飛得高，但特別難開，翅膀特別長，像個滑翔機，在那個高度，空氣稀薄得要命，速度稍微快一點就會解體，稍微慢一點就會失速掉下來，飛行員簡直就是在“棺材角”里跳舞。
而且，那時候大陸的防空導(dǎo)彈部隊也不是吃素的，著名的“543部隊”用薩姆-2導(dǎo)彈，硬是打下來好幾架U-2。
王錫爵的那些戰(zhàn)友，陳懷生、葉常棣、李南屏、張立義，不是在空中被打成火球犧牲了，就是跳傘被俘虜了。
整個黑貓中隊，能活著執(zhí)行完10次任務(wù)光榮退役的人，一只手都數(shù)得過來，王錫爵就是這只手里的其中一個。

有一次，王錫爵飛到大西北去偵察原子彈基地。
那可是大陸防守最嚴(yán)密的地方，也是最危險的地方。
他在雷達(dá)屏幕上親眼看到好幾個亮點沖著自己飛過來，那是導(dǎo)彈！
那種時候，根本沒有什么戰(zhàn)術(shù)動作可做，U-2那脆弱的小身板經(jīng)不起折騰，他只能靠著那一瞬間的直覺和運氣，鬼使神差地躲了過去。
落地的時候，渾身都是冷汗，連飛行服都濕透了，整個人像是從水里撈出來的一樣。
你說，像這樣一個在鬼門關(guān)走了十幾遭、對國民黨“忠誠”得不能再忠誠的王牌飛行員，怎么會突然調(diào)轉(zhuǎn)槍頭投奔大陸呢？
這事兒吧，還得從那個特殊的年代說起。

王錫爵是四川遂寧人，1949年的時候，他才是個20歲的小伙子。
那時候他在國民黨空軍幼校念書，還是個不懂事的學(xué)生娃。
國民黨撤退的時候，根本沒給這些學(xué)生選擇的機會，就像趕鴨子一樣，把他們?nèi)垦b上船，拉到了臺灣。
王錫爵走的時候，甚至沒來得及跟家里的父母說一聲再見，連個頭都沒磕。
他以為這只是一次臨時的撤退，就像以前打仗一樣，過個一年半載也就回去了。
誰能想到，這一走，就是37年。
在臺灣，王錫爵雖然靠著過硬的技術(shù)，從空軍飛到了民航，拿了高薪，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在別人眼里，這是妥妥的人生贏家。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那個洞，從來就沒填滿過。

每到逢年過節(jié)，那種孤獨感就像毒蛇一樣啃噬著他的心。
在臺灣，他們這些人被稱為“外省人”。
雖然說著一樣的中國話，但這三個字就像一道隱形的墻，時刻提醒著他：你的家不在這里。
特別是到了晚上，看著窗外的月亮，他總會想起四川老家的那個院子，想起父親在燈下看書的背影。
他在夢里無數(shù)次飛回四川，可醒來一看，還是臺北的天花板。
這種日子過一天兩天還行，過上幾十年，真能把人逼瘋。

03

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封家書。
80年代初，雖然兩岸還是老死不相往來，但在香港這個特殊的窗口，已經(jīng)有一些地下的聯(lián)系渠道了。
王錫爵當(dāng)時飛民航，經(jīng)常飛香港，他就托人在香港想辦法打聽四川老家的消息。
那時候他其實已經(jīng)不抱什么希望了，畢竟兵荒馬亂這么多年，再加上后來的各種運動，家里人還在不在都是個問題。
結(jié)果你猜怎么著？
1984年的時候，他居然真的聯(lián)系上了！
不僅聯(lián)系上了，還收到了一封家書和一張照片。
信上說，他的老父親王伯濤還活著，已經(jīng)80多歲了，身體不太好，但腦子還清楚，天天念叨著這個當(dāng)了“飛賊”的兒子。
看著照片上那個滿臉皺紋、老得不成樣子的父親，王錫爵一個大男人，躲在香港的酒店房間里，哭得像個孩子。

他當(dāng)時就發(fā)瘋一樣想回家。
他安排了在大陸的弟弟們到香港見面，想讓弟弟們把老父親也帶到香港來見一面。
可惜，老人家年紀(jì)太大了，身體也垮了，經(jīng)不起長途折騰，根本來不了。
那次在香港，王錫爵抱著兩個弟弟痛哭流涕，他抓著弟弟的手問：咱們爹還能撐多久？
弟弟流著淚搖頭說，不知道，也就是這兩年的事了，爹說死之前要是見不到你，他閉不上眼，死不瞑目。
這句話，像刀子一樣扎在王錫爵的心上，比當(dāng)年飛U-2被導(dǎo)彈瞄準(zhǔn)還要疼。

回到臺灣后，王錫爵整個人都變了。
他表面上還是那個沉穩(wěn)的機長，但心里那團火已經(jīng)燒得他坐立不安。
當(dāng)時的臺灣，蔣經(jīng)國雖然已經(jīng)在搞經(jīng)濟建設(shè)了，但在兩岸關(guān)系上，還是死守著那個著名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xié)。
這“三不”就像三座大山，死死地壓在所有想回家的老兵頭上。
別說回家了，就是通個信、打個電話，要是被發(fā)現(xiàn)了，那都是“通匪”的罪名。
王錫爵絕望了。
他知道，走正常渠道，這輩子是別想見到活著的父親了。
等兩岸政策開放？誰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父親等得起嗎？
他等不起，一天都等不起了。

那一陣子，王錫爵飛得特別勤，但他心里琢磨的不是飛行計劃，而是怎么“跑路”。
他也是個心思縝密的人，他知道這事兒風(fēng)險太大了。
如果飛客機，上面幾百號乘客，萬一出點什么事，那是造孽，而且人多眼雜，不好控制。
所以他特意申請調(diào)去飛貨機。
貨機好啊，人少，就三個機組人員，只要搞定了另外兩個，這事兒就有戲。
他甚至連家里人都沒敢告訴。
他在臺灣有老婆孩子，如果這事兒提前漏了風(fēng)聲，全家都得完蛋。
他只能一個人扛著這個秘密，像個孤狼一樣，在深夜里一遍遍推演著行動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
直到1986年5月3日，那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覺得時機成熟了。

04

飛機降落在廣州白云機場的那一刻，王錫爵覺得自己的腿都是軟的。
艙門打開，下面的地勤人員都看傻了。
一架刷著“中華航空”標(biāo)志的大飛機，居然停在了廣州？
這可是破天荒頭一遭?。?br/>王錫爵走下舷梯，看著圍上來的大陸官員，他說的第一句話不是什么豪言壯語，而是帶著哭腔喊了一句：“我要回家！我要見我的家人！”

這事兒一出，立馬成了世界級的大新聞。
臺北那邊直接炸了鍋。
蔣經(jīng)國聽到消息的時候，估計血壓都上來了。
一架波音747貨機，加上幾百萬美元的貨物，這還在其次，最要命的是，這是“投誠”??！
而且還是個前“黑貓中隊”的王牌飛行員帶頭“投誠”！
這對臺灣當(dāng)局的打擊太大了，臉都被打腫了。
國民黨那邊的宣傳機器一開始還想捂蓋子，說王錫爵是被劫持的，是被迫降落的。
但這種話騙騙老百姓還行，騙自己人就難了。
王錫爵在廣州接受采訪的畫面很快就傳遍了全世界，他那句“我很想念大陸的山河和親人”，讓臺灣所有的辯解都顯得蒼白無力。

接下來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飛機上有三個人，王錫爵是鐵了心要留下，但副駕駛董光興和機械師邱明志不想留啊，人家的家小都在臺灣呢。
這時候，尷尬的問題來了：這飛機和另外兩個人，怎么送回去？
按照臺灣以前的“三不政策”，是絕對不能跟大陸官方接觸的。
以前遇到這種事，都是找個“第三者”，比如國際紅十字會，或者香港的什么機構(gòu)，在中間傳話，雙方不見面，把人交接了就算了。
這次臺灣一開始也想這么干，想委托香港國泰航空去廣州把人和飛機領(lǐng)回來。
但這次，北京方面的態(tài)度非常堅決：不行。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家務(wù)事，憑什么讓外國人插手？
要談，就雙方自己坐下來談。
中國民航局直接發(fā)話了：讓華航派人來，咱們找個地方，面對面把這事兒辦了。

這一招太絕了。
直接把球踢到了蔣經(jīng)國腳下。
談？那就打破了“三不政策”，等于承認(rèn)了大陸的對等地位。
不談？那飛機和兩個人就回不來，臺灣民眾的唾沫星子能把華航淹死。
當(dāng)時的臺灣社會已經(jīng)開始有點松動了，老百姓對“三不政策”早就不滿到了極點，大家都看著呢，看政府怎么收場。
蔣經(jīng)國畢竟是個有政治智慧的人，他在權(quán)衡了幾天之后，嘆了口氣，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時代在變，環(huán)境在變，潮流也在變。”
最終，他默許了華航去談。

于是，在香港那個風(fēng)景優(yōu)美的深水灣鄉(xiāng)村俱樂部，出現(xiàn)了一幕歷史性的畫面。
一邊是“中華航空公司”的代表，一邊是“中國民航”的代表。
雖然雙方都掛著“民航”公司的牌子，說是商業(yè)談判，但這背后的含義，誰都懂。
這是兩岸隔絕了37年后，第一次面對面、手握手地坐在一起。
談判桌上，大家喝著茶，雖然也有爭執(zhí)，比如移交地點是在廣州還是香港，誰去開飛機等等，但氣氛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劍拔弩張。
據(jù)說，當(dāng)時大陸方面的代表特別客氣，一口一個“臺灣朋友”，把華航的代表搞得都不好意思發(fā)火。
經(jīng)過四輪的喝茶聊天，最后達(dá)成了協(xié)議：
這被稱為“兩航會談”。
雙方約定在香港啟德機場進(jìn)行交接。
5月23日，那架波音747貨機從廣州飛抵香港，董光興和邱明志也回到了臺灣。
這場震驚世界的“劫機”風(fēng)波，最終以一種這種奇妙的方式畫上了句號。

05

在那架貨機飛回臺灣的同時，王錫爵坐上了飛往北京的民航客機。
在北京首都機場，一個坐著輪椅的老人早就在那等著了。
那就是王錫爵87歲的老父親王伯濤。
當(dāng)時那一幕，真的，在場的所有記者，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沒有一個不掉眼淚的。
王錫爵一看到那個輪椅上的身影，那個曾經(jīng)挺拔如松、現(xiàn)在卻縮成一團的老人，他再也控制不住了。
這個開過U-2、闖過導(dǎo)彈陣、劫過波音747的硬漢，就在大庭廣眾之下，噗通一聲跪在了地上。
他跪著挪到了父親的輪椅前，把頭埋在父親那雙干枯的膝蓋里，嚎啕大哭。
“爸……不孝兒回來了……”
王伯濤老淚縱橫，顫顫巍巍地伸出手，摸著兒子的頭，嘴里只會重復(fù)一句話：“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這一跪，跪斷了37年的鄉(xiāng)愁。
這一哭，哭醒了海峽對岸無數(shù)個破碎的家庭。
王錫爵回家了，他在北京定居下來，后來還當(dāng)了民航華北局的副局長，繼續(xù)搞他的老本行，為大陸的民航事業(yè)出力。
他的老婆后來也輾轉(zhuǎn)從臺灣來到了北京，一家人終于團圓了。
但這個故事的意義，遠(yuǎn)不止是一家人的團聚。
王錫爵這一“劫”，就像是個引信，徹底引爆了臺灣老兵返鄉(xiāng)運動的火藥桶。
既然連王錫爵這樣的“叛徒”都能回家，都能受到禮遇，那我們這些普通老兵為什么不行？
臺灣島內(nèi)的呼聲越來越高，那些白發(fā)蒼蒼的老兵們穿著寫著“想家”的白襯衫，走上街頭，在行政院門口哭訴。
那場面，連鐵石心腸的人看了都受不了。

就在王錫爵回家的第二年，也就是1987年，蔣經(jīng)國終于宣布：開放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
那一刻，封鎖了38年的臺灣海峽，終于被親情的淚水沖垮了。
數(shù)不清的臺灣老兵，背著大包小包，那是給家里人攢了一輩子的“三大件”，像潮水一樣涌向大陸。
他們在機場哭，在碼頭哭，在老家的墳頭上哭。
那是積攢了整整一代人的眼淚啊。

王錫爵當(dāng)年在黑貓中隊的戰(zhàn)友張立義，因為任務(wù)失敗在大陸被俘，釋放后臺灣不讓回，在海外漂泊多年。
直到王錫爵這一“劫”之后幾年，政策松動，張立義這些人才終于得以回到臺灣，見到了闊別多年的妻子。
那個時候，他們都已經(jīng)從英俊少年變成了白發(fā)老翁。
一九八六年5月3日，王錫爵駕駛著波音747沖向大陸的那一刻，所有的規(guī)則，都為了親情讓了路。
那年他56歲，留給歷史的，是一個決絕的背影。
還有就是他在廣州機場那句帶著哭腔的嘶吼：“我想回家！”——這句話，比任何政治宣言都重。
游子最怕的不是路遠(yuǎn)，是明明家就在海峽對面，卻要用一輩子去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