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義勇

一場精心編排的年度儀式，在時代洪流中逐漸褪去光彩。觀眾席上的哈欠與手機屏幕的微光，映照出的不僅是節(jié)目的興衰，更是一個國民文化符號背后，數億人集體心理的深刻變遷。

“如果2026蛇年春晚不知道演什么，建議直接重播1985年那場被認為是最糟糕的春晚！”這句網絡調侃，恰如一面哈哈鏡——以荒誕的形式，精準折射出當下公眾對春晚的復雜情緒：無關純粹的懷舊，而是用極致的戲謔，傳遞最沉重的失望。

作為一名80后心理咨詢師，我完整見證了春晚的身份流轉：從全家屏息以待的“精神年夜飯”，一步步淪為除夕夜可有可無的“背景音”。這背后的深層邏輯，遠非一句“節(jié)目不好看”所能概括，而是一場牽涉數億人集體心理、社會結構變遷與文化認同重構的“宏大敘事失調”。

01 心理預期：從“稀缺盛宴”到“過剩選擇”，集體期待的管理崩塌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春晚的成功，首先是一場精準的“集體心理預期管理”。在娛樂資源極度匱乏的年代，春晚是除夕夜幾乎唯一的大型文藝活動，沒有任何同類節(jié)目能與之抗衡。這種天然的稀缺性，直接抬高了它的心理價值——觀眾帶著“一年一度”的虔誠期待圍坐電視機前，容錯率被拉至最高。即便節(jié)目質量平平，因沒有可比照的參照物，也會被自然接納為“這就是過年該有的樣子”。

從心理學視角看，這正契合“單純曝光效應”：事物因反復穩(wěn)定呈現，會逐漸強化人們對它的情感聯結。年復一年的固定儀式感，讓春晚與“團圓”“年味”深度綁定，成為不可替代的情感符號。

然而近二十年來，娛樂市場的爆發(fā)式增長徹底顛覆了這一格局。從各大衛(wèi)視的跨年晚會，到互聯網平臺的海量影視、短視頻內容，觀眾的注意力被無限分割。春晚不再是“必選項”，而是眾多娛樂選擇中的“可選項”之一；其心理定位也從稀缺的“盛宴”，滑向過剩的“普通商品”。

隨之而來的，是觀眾心理預期的根本性逆轉：從“感恩擁有”轉向“挑剔比較”。一旦春晚節(jié)目未能超越日常的娛樂體驗，失望感便會被成倍放大。更關鍵的是，春晚的創(chuàng)作陷入了難以掙脫的“安全悖論”——為確?！傲稣_”和“合家歡”定位，語言類節(jié)目常常從幽默滑向道德說教，淪為“價值灌輸工具”，而喜劇的核心靈魂——冒犯與諷刺，被極大程度削弱。

觀眾在節(jié)日里尋求的是解壓與歡笑，而非“再聽一遍父輩式的訓導”。這種“找樂子”的預期與“被教育”的現實之間的錯位，直接引發(fā)了強烈的心理抗拒與認知失調，成為失望情緒的重要源頭。

02 儀式消解：從“集體共鳴”到“個體解構”，媒介儀式的權力轉移

春晚曾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媒介儀式”。它通過電視這一核心媒介，在固定時間、固定場景下，以固定的符號化流程（開場歌舞、零點倒計時、《難忘今宵》收尾），完成了一次全民參與的“想象的共同體”建構。其核心是“國家在場”——通過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溫和傳達，凝聚社會共識。在改革開放初期，這種集體共鳴與人們對國家發(fā)展的普遍樂觀情緒高度同頻，儀式感莊嚴而自然。

但如今，社會已進入“人人都有麥克風”的多元表達時代，自上而下的單向灌輸在多元價值面前愈發(fā)生硬。當宏大的家國敘事與普通人的微觀生活體驗失衡，春晚“主題先行”的創(chuàng)作原則，便極易與大眾的真實情感產生隔閡。社會學家早已指出，春晚的主題變遷本身就是“中國社會文化嬗變的折射鏡”：當社會從高度同質的集體主義，走向價值多元的個體表達時代，試圖用一套話語體系滿足所有人的春晚，必然陷入“眾口難調”的困境。

更深刻的變化，在于觀看行為本身的性質轉變——從“儀式參與”變成了“儀式解構”。過去，一家人圍坐電視前是共同“卷入”儀式；如今，更多人邊看春晚邊刷手機，在社交媒體上吐槽、玩梗、制作表情包。主持人的魔術穿幫、口誤等“失誤”，其娛樂價值甚至超過了精心編排的節(jié)目本身；某站的“彈幕看春晚”，更讓年輕人創(chuàng)造出屬于自己的“互聯網年俗”。

至此，春晚的儀式主導權已完成轉移：從舞臺中央的導演組，落到了每個指尖飛舞的觀眾手中。曾經被仰望的“國民神壇”，徹底淪為全民參與的“吐槽大會”，其神圣性與權威性被逐步消解。

03 創(chuàng)新困境：經典斷代、流量失靈與“精致化麻木”

從技術層面看，如今的春晚無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級感”——國際水準的舞美設計、頂流的明星陣容、反復打磨的彩排流程。但為何觀眾依然不買賬？這背后觸及的是藝術創(chuàng)作與接受心理的核心矛盾。

首先是經典喜劇模式的斷代與創(chuàng)新乏力。趙本山、陳佩斯等大師的小品之所以成為傳世經典，核心在于它們根植于真實生活，用幽默包裹對現實的微妙諷刺，塑造出鮮活可感的小人物形象。而如今的小品，要么陷入“網絡梗堆砌”的尷尬，要么固化為“女強男弱”等套路化設定。為規(guī)避風險，創(chuàng)作被“安全性”牢牢束縛，內容日趨單一化。當喜劇失去了諷刺的鋒芒與生活的粗糲感，便淪為隔靴搔癢的“正確廢話”，自然無法觸動觀眾。

其次是“流量明星”引入的“單純接觸悖論”。心理學中的“單純接觸效應”成立的前提，是內容本身具備吸引力。若流量明星只是“走過場”式露臉，表演缺乏打磨，其光環(huán)效應會迅速褪去，反而凸顯節(jié)目的空洞。觀眾會清晰地意識到，這不過是一場“帶著商業(yè)味道的娛樂拼湊”，而非真誠的藝術創(chuàng)作。

最后是“審美疲勞”引發(fā)的“精致化麻木”。任何一種藝術形式，若持續(xù)數十年缺乏本質突破，必然會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當春晚的舞美越來越炫、技術越來越酷，核心的“人情味”與“驚喜感”卻不斷流失，最終形成“精致但無聊”的觀感——華麗的外殼下，是情感內核的空洞，這讓觀眾難以產生共鳴。

04 代際鴻溝：Z世代的逃離與“情感紐帶”的松動

一組殘酷的數據足以說明問題：95后對春晚的關注度已降至23.6%。這揭示了春晚最深層的危機——文化傳承的代際斷層。對于80后而言，春晚是家庭情感的“超級粘合劑”，除夕夜圍坐看春晚，是團圓儀式的核心環(huán)節(jié)；但Z世代成長于互聯網時代，他們的娛樂方式是交互的、碎片化的、按需定制的——搶紅包、刷短視頻、在游戲里守歲，這些才是他們的“春節(jié)儀式感”。

春晚所承載的宏大“家國敘事”，與更關注個體表達、圈層文化的年輕一代，產生了嚴重的情感連接錯位。年輕人更愿意在彈幕里創(chuàng)造自己的“新年俗”，這一現象背后，是那條曾通過春晚連結家族情感、傳遞文化認同的紐帶，正在逐漸松動。這并非年輕人的“叛逆”，而是社會文化從“集體儀式主導”向“個人定制主導”深刻變遷的必然結果。

結語：救贖的可能，在于回歸“人”的真實情感

面對困局，春晚并非毫無察覺。從“開門辦春晚”的公開呼吁，到2025年底央視罕見一天內兩次發(fā)聲、向全網征集創(chuàng)意，都顯露出其求變的姿態(tài)。這些舉措的本質，是試圖將春晚從“我演你看”的單向輸出，重新定義為“我們共創(chuàng)”的雙向互動。

從心理學角度看，參與感能極大提升個體的歸屬感與滿意度。當觀眾從“批判者”轉變?yōu)椤肮步ㄕ摺?，其心態(tài)也會從挑剔轉向包容。但最終的救贖之道，或許在于回歸最樸素的創(chuàng)作原則：關注平凡的故事，講述普通中國人的真實情感。

正如2014年馮小剛執(zhí)導的春晚開場短片《春晚是什么》所做的那樣——將宏大的國家敘事，落回到每個個體對“家”與“團圓”的微觀感受上。技術會過時，明星會更迭，但人性中對真摯情感、幽默智慧與團圓溫暖的渴望，是永恒的。

春晚若想重獲“民心”，或許不該再執(zhí)著于扮演光芒萬丈的“國家舞臺”，而應重新成為那盞溫暖、親切、能照見每個普通人笑容的“除夕夜燈”。畢竟，最好的“心理治療”從不是高高在上的說教，而是深深地懂得與陪伴——這一點，對春晚而言，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