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所有的賬單，最怕的不是金額巨大，而是債主一旦說“算了”，欠債的人就真以為那是理所當然，甚至還要反過來怪債主記性太好。

2025年的中日關系，又一次因為“記性”和“承諾”的問題被推上了風口浪尖。這次不是簡單的打嘴仗，而是觸碰了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個根基——當年中國大手一揮免去的戰(zhàn)爭賠償，到底換來了什么？

1972年，那時候并沒有什么政府開發(fā)援助，也沒有后來的“互惠互利”。擺在桌面上的是戰(zhàn)爭賠償?shù)暮诵淖h題：歷史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抗戰(zhàn)時期因日本侵略造成的直接與間接損失合計約1000億美元（1945年幣值）。

中國當時做了一個震動世界的決定：不要了。當時領導人的想法很純粹，戰(zhàn)勝國向戰(zhàn)敗國索賠，最終苦的還是老百姓，中國不想讓日本人民背著包袱過日子。這份善意是帶著體溫的，也是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政治格局。

可善意一旦交到了不僅不領情、反而精于算計的人手里，味道就變了。當年談判桌上有個叫高島益郎的日本外務省官員，居然厚著臉皮搬出蔣介石1952年的條約，試圖以此剝奪新中國索賠的資格。

這種“技術性抵賴”把素來溫和的我國領導人氣得不輕，而田中角榮在訪華初期曾使用“添了麻煩”描述日本侵華戰(zhàn)爭，這種淡化戰(zhàn)爭責任的描述引發(fā)了中方的強烈不滿，后來日方在聯(lián)合聲明中將一場造成3500萬軍民傷亡的浩劫，從模糊的表述修正為對戰(zhàn)爭責任的正視。

雖然田中后來在日本國內極右翼的壓力下還是簽了聯(lián)合聲明，也承諾了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不與臺灣進行官方往來。但那個淡化戰(zhàn)爭責任的心態(tài)，就像一顆隱藏的雷，早已種在了日本政壇的骨子里。

他們中的許多人從來沒覺得那是“寬恕”，只覺得是自己運氣好，或者覺得這是某種政治的交換籌碼。這份“良心債”沒過多久就被具體的“行動”給賴掉了，最顯眼的標志就是靖國神社。1978年10月17日，靖國神社在例行“秋祭”中將東條英機、松井石根這批在東京審判被絞死的甲級戰(zhàn)犯合祀。

從此那個原本祭奠戰(zhàn)死者的地方，變成了右翼政客展示強硬姿態(tài)的秀場。從中曾根康弘的一拜，到小泉純一郎六年六次的高調作秀，每一次鞠躬都是在向1972年的那份善意臉上吐口水。

波多野澄雄等日本學者多次指出日本歷史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強調應該正視侵略歷史，但這類理性聲音在日本社會中總有阻力?，F(xiàn)在的日本年輕人能倒背如流廣島、長崎原子彈的爆炸時間，視自己為戰(zhàn)爭受害者，卻對那些被他們祖父輩屠殺的鄰居一無所知。

更令人寒心的是，很多日本人心里居然覺得早已“兩清”了，理由是他們給了中國幾十年的ODA，但這是兩碼事。這ODA大部分是低息貸款，必須還本付息，而且很多項目直接反哺了日本企業(yè)，幫助他們打開了中國市場。

把原本就是生意的貸款硬說成是代替賠款的恩惠，這不僅是數(shù)學不好，更是心術不正。

這種“我弱我有理，你大你該讓”的心態(tài)發(fā)展到2025年，甚至演變成了更赤裸的挑釁。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這位被不少右翼視為旗手的人物，公然在國會上宣稱“臺灣有事”可能關乎日本的“存亡危機”，甚至叫囂要動用集體自衛(wèi)權。

這話一出，實際上已經(jīng)把1972年《中日聯(lián)合聲明》的底座給抽掉了。當年中國放棄賠款的前提，就是日本在臺灣問題上不僅要口頭承認，還要實質性恪守承諾。

現(xiàn)在不僅插手還要舞刀弄槍，鳩山由紀夫在那邊拿著小本子記賬，痛批這是破壞政治基礎，而斯洛伐克和美國的學者們也都看出來了，這哪是什么自衛(wèi)，分明是想借尸還魂，復活軍國主義的幽靈。

如果你以為這只是政客的嘴炮，那就太低估現(xiàn)實的殘酷了。就在高市大放厥詞的同時，那些真正的苦主還在為了最后一點尊嚴在法庭上苦苦支撐。

韓國勞工索賠案中，多地方法院曾作出判決要求日本相關企業(yè)賠償二戰(zhàn)強征勞工家屬。這類判決狠狠打臉了日本政府長期掛在嘴邊的“1965年協(xié)定已解決所有問題”的論調。法院說得明白：國家的協(xié)定，抹殺不掉個人的索賠權。

中國這邊的民間對日索賠，更是充滿了血淚。95歲的蘇良秀和87歲的達朋芳，從成都一路告到東京，等了十幾年，換來的是日本法院一句冷冰冰的“駁回”。理由無非是那些令人作嘔的陳詞濫調：國家無責任，或者過了時效。

到了2025年11月，在天津匯集的勞工遺屬們再次向日本政府遞交公開信，要的不過是道歉、賠償和接回親人的遺骸。這哪里是在打官司？這是一群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在替死去的冤魂向活著裝睡的人討說法。

現(xiàn)在日本企業(yè)界急得跳腳，像田代秀敏這些經(jīng)濟學者都在警告：要是中國游客真不來了，要是貿易戰(zhàn)真打起來，日本的旅游、零售、酒店業(yè)可能會崩盤。石破茂和野田佳彥這些政界人士也開始在議會里嘀咕，高市這么搞，是不是太輕率了，為了過嘴癮把國家的錢袋子搞破了。

但另一方面，日本社會整體對歷史的反省能力幾乎退化到了零。以前還有“中歸聯(lián)”那樣的老兵回來懺悔，講講自己干過什么事，結果反被社會排擠。現(xiàn)在連想要和平的人，像川村范行教授，呼吁別讓幾十年和平毀于一旦，都顯得聲音微弱。

中國當年放棄戰(zhàn)爭賠償要求，是基于中日關系的戰(zhàn)略考量。中國一直沒重提國家間的賠償，哪怕心里這口氣一直堵著，但法律上和外交上的話從沒說過死：如果日本恪守的承諾被破壞，不認賬還翻臉，那么將嚴重損害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而中國民間受害者的合法索賠權利應得到尊重與保障。

《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并不是政客在國會山喊兩句就能抹殺的。美國有些人也許樂見日本當馬前卒，但在破壞二戰(zhàn)后國際秩序這件事上，連庫茲尼克這樣的美國教授都直搖頭。

“大度”從來不是無限期的縱容，如果1972年的承諾被當成廢紙，那么基于該承諾構建的中日關系政治基礎將不復存在。當年中國放棄的戰(zhàn)爭賠償相關權益，以及后來數(shù)不清的民間血淚債，從未被遺忘，它們只是被善意暫時封存了。

如今靖國神社里繚繞的香火，還有國會里關于“臺灣有事”的狂言，包括法庭外那些絕望的老人，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封條正在被撕開。當契約精神被一方徹底踐踏時，另一方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堅守歷史正義，就不再是小氣，而是為了維護這世間最基本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