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大家一個問題，提到辛亥革命，你腦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現(xiàn)出“武昌首義”、“民主共和”這些閃閃發(fā)光的詞？

但今天我們要聊的，是這場革命背面那片被淡化的的歷史。

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聲響徹中華大地，大江南北各個省份接連宣布脫離清政府統(tǒng)治獨立。

革命烽火如火如荼，但伴隨而來的，卻是極端屠殺事件。這是怎么回事？

“極端口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一聲槍響，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清政府的封建統(tǒng)治迎來倒計時。

革命的熱浪席卷大江南北，然而，在全國各地有志之士鬧革命的同時，也無意間打開了一扇暴力之門。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八個字在革命黨人心中醞釀了十幾年，但當它從政治口號落地為街頭行動時，其威力遠超所有人的想象，甚至演變成了一場波及全國的悲劇。

然此悲劇的發(fā)生也是革命者始料未及的。

當時，革命黨人為使民眾意識到清廷不滅，民主不行的重要性，雖宣揚極端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然而革命功成后，激進人士瞬間找到了宣泄口。

由此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屠殺事件。

實際上，在事情發(fā)生前，一些理性的革命者已然認識到極端口號所帶來的影響了。

孫中山早在1906年就說過，要區(qū)別對待，我們只針對統(tǒng)治階層。

然而那些生活艱難，遭受長久壓迫的士兵或者底層人士，在首次意識到國家是由他們能決定而非皇帝決定的時候，徹底瘋狂了。

滿心熱情的拿起刀毫不猶豫的砍向昔日高高在上的統(tǒng)治者，連帶著他們的族人也受到波及。

這讓我想到了太平天國。

洪秀全，一個落第秀才為何能在短短7年的時間里拉起一支2萬余人的部隊，并迅速得到更多人的響應，然后又兩年時間從廣西打到江蘇，攻占南京。

實際上答案就是民生。

清末的民生確實多艱。

僅以洪秀全起事的廣西為例，民族壓迫、地主剝削、外來爭利、自然災害十分頻繁。

首先是民族壓迫，廣西多民族聚居區(qū)，權貴人士擅弄權術謀私利，有公開出賣官職，中飽私囊的，有克扣士兵軍餉并虐待士兵的，也有放縱盜賊殘害百姓的。

此外還有苛捐雜稅、土地兼并嚴重等問題。

然后是自然災害問題。

據(jù)《清實錄》記載，1849年廣西多地發(fā)生嚴重洪澇，導致農田被淹、糧食絕收，引發(fā)大規(guī)模饑荒和流民潮。

然而當?shù)卣賳T和士紳不僅不賑災，反而趁機加稅，兼并土地，只是民眾多淪為流民。

最后是外來爭利。

自鴉片戰(zhàn)爭后，由于增加通商口岸，使得廣州十三行通貨驟減，再加上洋人爭利，導致很多工人失業(yè)，淪為流民。

兩廣總督不僅不想辦法解決，反而將其趕到廣西，使得廣西流民愈多，最后釀成禍患。

除此外，外國教堂多在廣西設立，借用各種手段傳教，也對百姓造成重大影響。

綜合上面這些因素，你會不反？

那么反的時候會反誰？自然是統(tǒng)治中國的大清及其族裔。

所以辛亥革命后借由“驅逐韃虜”一口號，民眾熱血沸騰，紛紛自發(fā)性的參與報復，只為洗清身上的壓迫，就像當年的太平天國一樣。

五族共和

就在事件發(fā)生后不久，革命陣營內部終于意識到不對勁了，開始出現(xiàn)一種聲音：我們是否走得太極端了？

這種反思與當時的政治現(xiàn)實密切相關。

隨著革命發(fā)展，革命黨人逐漸意識到，單純的“排斥”無法建設一個新國家。

中國是一個綜合性國家，如果繼續(xù)推行極端政策，不僅無利于團結，甚至新生的民國也將永無寧日。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他在《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中明確提出：“五族共和?！?/p>

這標志著革命黨政策的重大轉變。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頒布退位詔書，其中特別寫道：“仍合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p>

這份詔書巧妙地將“五族共和”理念合法化，為和平過渡奠定了基礎。

更實際的變化發(fā)生在地方層面。

在杭州，軍政府推出《保護辦法》，承諾：“凡居住本市之人，一律保護其生命財產。”在成都，軍政府發(fā)布告示：“同為中華民族，應平等對待。”

但政策轉變容易，人心轉變難。

許多人仍然生活在恐懼中。

雖然街上貼著保護的告示，但很多人還是不敢出門。

他們把辮子剪了，讓孩子們學說天津話，不敢學北京話?！?/p>

辛亥革命后，許多人索性改漢姓、隱瞞身份。

金姓、關姓、葉赫那拉氏等姓氏，紛紛改為王、關、那等漢姓。

一個曾經統(tǒng)治中國268年的民族，幾乎一夜之間“消失”在人群中。

直到1950年代，新中國進行民族識別，他們才重新站出來恢復身份。

但無論如何，從“驅逐韃虜”到“五族共和”，中國避免了一場可能更加慘烈的仇殺，代價是數(shù)萬人血淋淋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