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9日凌晨兩點的時候，武漢陸軍總醫(yī)院內科走廊里的燈泡在閃爍。陳愉端著搪瓷盆朝著水房走去，也許沒有預料到接下來的三個小時會改變她的一生，也沒有想到這起案件會成為壓垮國民黨民心的最后那一根稻草。之后檔案記錄顯示，那天晚上她所穿的陰丹士林布旗袍被撕出了三道裂口，右肘有淤青，其形狀好像是倒置的國民黨黨徽。

這六個案犯的背景都不簡單。崔博文是聯(lián)勤總部的中校主任，凌志是上尉軍醫(yī)，石磐是少校副官，查大鈞在漢口警察局擔任督察，曾玄名是少校軍醫(yī)主任，袁尚質還是一個大學生。他們聚集在17號病房以兄弟相稱，病歷上寫的是輕度肺結核，實際上是依靠關系開具的免戰(zhàn)證明。我認為他們敢于對團長夫人下手，如同顯微鏡下的腐敗桿菌一樣，不是個別情況，而是整個肌體潰爛的征兆。

陳愉申訴的道路極為艱難。院長蔡善德一開始勸說進行私下和解，稱每人賠償兩億元，何必將事情鬧大。訓導長孫明非常的不講理，還說陳愉已經(jīng)生育過兩個孩子了，不是處女。這種不講理的邏輯，與后來查案時發(fā)現(xiàn)的銷毀證據(jù)的行為形成了荒謬的對比：案發(fā)當天勤務兵把17號病房的地板進行了沖洗，住院部還把9月8日的值班記錄丟失了。

但轉機存在于細節(jié)之中。陳愉高中畢業(yè)所具備的文化基礎在這時發(fā)揮了作用。她每天記錄的施暴者特征，后來成為了突破的關鍵所在。例如指認崔博文時特別提及眼鏡架碰到自己的顴骨，指證凌志時著重強調他左手戴著瑞士表。如此精準的記憶，使得后來翻供的被告沒有時間來應對。更為厲害的是她連夜縫在襯里的投訴信，后來被《正風報》全文刊登，其標題是《團長夫人血淚控訴六畜》。

輿論迅速地發(fā)酵起來。浙江同鄉(xiāng)會率先發(fā)起攻擊。漢口婦女會組建成為后援團。就連向來不參與政事的商會也拿出錢財來印刷傳單。白崇禧一開始還想著將這件事情掩蓋起來，直到蔣介石侍從室來電進行追問才成立專案組。這種上面推動一下下面才有所行動的官僚作風，和解放軍如破竹般迅猛的攻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杜聿明在淮海戰(zhàn)場彈盡糧絕的時候，武漢的軍法處還在為被告的軍銜高低而進行爭論。

不過真正戳破謊言的是一個名為陳松連的勤務兵。當軍法處找到他的時候，這個十六歲的少年正患有瘧疾，在迷迷糊糊的狀態(tài)下不小心說出了嘴：那天晚上崔主任讓我在門口數(shù)腳步聲。后來案件筆錄顯示，就是這一句無心的話語打破了六個人的攻守同盟?？上v史十分奇怪，在1949年3月23日四人被執(zhí)行槍決的時候，解放軍已經(jīng)到達了長江邊，刑場上的槍聲仿佛是在為舊政權敲響喪鐘。

我回想起陳愉案結案之后的一個細節(jié)，在她離開武漢之前，她專門前往藥店購買了三錢川貝，因為她丈夫樓將亮的肺結核已經(jīng)到了晚期。這個舉動比任何控訴都更讓人心里感覺不舒服，當權貴們忙著爭權奪利的時候，普通百姓所惦記的依舊是灶臺上的藥罐，或許這就是歷史真實的模樣，它不在宏大的敘事之中，而是存在于很多沒有被記載的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