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駕崩前一天，留下話來：“我病得很重，但我相信，慈禧太后一定會死在我前面。”

這話聽著真瘆人。

更瘆人的是，不到一天功夫，那個管了他一輩子的女人，真的就咽了氣。

這娘倆，一個前腳走，一個后腳跟，前后差了不到22個小時，給大清朝這出鬧劇畫上了一個讓人后背發(fā)涼的句號。

這事兒，打從1875年就開始了。

那天，醇親王府里4歲的載湉，還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被徹底改寫。

一頂轎子把他抬進(jìn)紫禁城，擱在太和殿那張冷冰冰的龍椅上。

他哇哇大哭，哭他爹媽，哭這個陌生的地方。

剛死了親兒子的慈禧太后，拿著手絹給他擦眼淚，嘴里說著“別哭，以后我就是你額娘”。

從那天起，載湉成了光緒皇帝，慈禧成了他的“親爸爸”，也成了他這輩子都邁不過去的一道坎。

大清國講究“以孝治天下”，這“孝”字，不光是家里那點事兒，更是政治上的緊箍咒。

皇帝對太后不孝，那天下人都能戳你脊梁骨。

慈禧是光緒的姨媽，更是把他扶上皇位的人，這層關(guān)系擺在這，光緒想硬氣都硬氣不起來。

他做的任何一點反抗，都能被扣上“大不孝”的帽子。

這頂帽子太重，能壓垮一個皇帝，也能壓垮一個王朝。

1889年，光緒大婚，按規(guī)矩該親政了。

可慈禧壓根沒打算放權(quán)，搞了個“訓(xùn)政”，說白了就是還得聽她的。

大事小情，皇帝你得先過來給我匯報，我點了頭才算數(shù)。

光緒批的折子，要是沒太后的章，跟廢紙沒啥兩樣。

他這個皇帝，當(dāng)?shù)帽锴?/p>

時間一晃到了1898年，那個燥熱的夏天，光緒覺得機(jī)會來了。

他要變法，要圖強(qiáng)，要把這個老掉牙的帝國拉回正軌。

康有為、譚嗣同這些維新派，天天給他鼓勁兒，說得他熱血沸騰。

那一百多天里，一道道改革的詔書從紫禁城飛出去，什么裁撤閑官、開辦學(xué)堂、發(fā)展實業(yè)，看著都挺好。

可譚嗣同他們更激進(jìn)，琢磨著一個狠招：帶兵把頤和園圍了，逼慈禧徹底交權(quán)。

這想法跟光緒一說，光緒聽了，手心直冒汗。

他慫了。

這真不能怪他膽小。

你想想，他要是真動了手，不管成不成，一個“弒母”的罪名是跑不掉了。

當(dāng)年明成祖朱棣，打著“清君側(cè)”的旗號搶了侄子的皇位，都被后人罵了幾百年。

他光緒要是對自己的“親爸爸”動刀子，天下那些讀圣賢書的官老爺們會怎么看他？

老百姓會怎么想？

一個連孝道都不要的皇帝，誰還認(rèn)你？

這皇位還坐得穩(wěn)嗎？

這道叫“孝道”的枷鎖，比瀛臺的宮墻還要高，把他所有的念想都鎖得死死的。

光緒要斗的，從來就不只是慈禧一個人。

他要面對的，是慈禧背后那張織了幾十年、密不透風(fēng)的權(quán)力網(wǎng)。

這張網(wǎng)，從北京城里的軍機(jī)大臣、六部尚書，一直鋪到各省的總督、巡撫。

榮祿，那是慈禧的心腹，手里攥著保衛(wèi)京城的精銳部隊武衛(wèi)軍。

李鴻章，北洋集團(tuán)的大當(dāng)家，雖然有自己的小算盤，但關(guān)鍵時候，他只聽頤和園的。

還有張之洞、劉坤一這些地方大員，一個個都是人精，他們門兒清，誰才是這個帝國真正說話算數(shù)的人。

權(quán)力中心在頤和園，不在養(yǎng)心殿。

所以，光緒那一百多天的“百日維新”，就像是拿雞蛋碰石頭。

他的改革命令到了地方，根本沒人當(dāng)回事。

讓他裁掉沒用的衙門，兩江總督劉坤一私下里跟人說，這是“小孩子胡鬧”。

讓他推行新政，湖廣總督張之洞就打太極，說“想法是好的，但得慢慢來”。

這些當(dāng)官的，不是不知道大清病了，但他們更知道，治這個病要動的刀子，會割到他們自己的肉。

他們的官位、銀子、權(quán)勢，都跟慈禧代表的那個舊體系綁在一塊兒。

慈禧倒了，他們也就完了。

所以，當(dāng)光緒把最后的希望押在袁世凱身上，指望他帶兵去“保護(hù)”自己時，袁世凱轉(zhuǎn)頭就把他賣了。

這不奇怪，換你你也會算這筆賬：一邊是根深蒂固、家大業(yè)大的老佛爺，一邊是個沒兵沒權(quán)、空有理想的年輕皇帝，跟誰混，不是一目了然嗎？

袁世凱的選擇，其實就是那張權(quán)力大網(wǎng)的本能反應(yīng)。

所以，當(dāng)慈禧從頤和園殺回紫禁城，指著光緒的鼻子罵“你要把祖宗的江山敗光嗎？”

的時候，光緒輸?shù)靡稽c都不冤。

他面對的，是一整個舊時代的官僚機(jī)器。

除了內(nèi)部這兩座大山，光緒頭頂上還懸著一把劍，那就是洋人。

甲午戰(zhàn)爭一打完，大清在國際上就成了誰都能捏一下的軟柿子。

洋人們在中國劃地盤、開銀行、修鐵路，早就把手伸到了你家院子里。

對他們來說，一個聽話、穩(wěn)定、能保證他們利益的清政府，比什么都重要。

而慈禧，就是那個他們打交道打慣了的“老熟人”。

雖然老太太也犯過渾，惹出庚子國變那樣的大亂子，但賠了那么多錢、死了那么多人之后，她也學(xué)乖了。

她知道怎么在不丟掉自己權(quán)力的前提下，讓洋人滿意。

說白了，就是“只要你們不掀桌子，要什么都好商量”。

假如光緒真搞成了宮廷政變，把慈禧給軟禁了，那北京城非得亂成一鍋粥不可。

這一亂，洋人最高興了。

他們正好有借口，打著“保護(hù)本國公民和財產(chǎn)安全”的旗號，派兵進(jìn)京。

到時候，是直接把中國變成殖民地，還是扶持一個更聽話的代理人，就全看他們的心情了。

光緒想變法，是為了救國，不是為了引狼入室，把國家搞得四分五裂。

那條看似能通往權(quán)力巔峰的路，其實是條死路，走上去，就是萬劫不復(fù)。

后來，溥儀在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里提到這位伯父，說他可憐，可憐就可憐在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卻什么都做不了。

這份清醒，就是他痛苦的根源。

他被關(guān)在瀛臺那座孤島上，每天看著湖水，想的可能都是這些解不開的死結(jié)。

戊戌政變后，譚嗣同被抓，臨死前在牢里墻上寫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而那個他想拯救的皇帝，卻只能在瀛臺的寒風(fēng)中，日復(fù)一日地消磨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