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堵墻，隔開了兩個時空。

公元4世紀，一個叫李柏的官員寫完公文，隨手把草稿揉成一團塞進了墻縫。

1600年后，1909年的春天，一個18歲的日本和尚用一根枯樹枝，把這個紙團從墻縫里掏了出來。

那一刻，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紙質(zhì)信件實物，換了國籍。

這個年輕人叫橘瑞超。

他不是來沙漠里參禪悟道的，他是來“尋寶”的。

他身上的袈裟，是他最好的通行證。

他那張稚氣未脫的臉，是他最厲害的偽裝。

當他孤身一人站在樓蘭古城的廢墟里，看上去就像個迷路的孩子，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要找什么。

故事得從他的老板說起，一個叫大谷光瑞的人。

這位大谷先生可不簡單，他是日本凈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頭兒，第22代法主，家里跟日本皇室的關系好得跟串門一樣。

20世紀初那會兒，全世界的洋人都在往中國跑，特別是往大西北鉆。

瑞典人斯文·赫定找到了樓蘭古城，英國人斯坦因從王道士手里連蒙帶騙弄走了整整幾車敦煌經(jīng)卷。

這些東西運回歐洲，博物館門口都擠破了頭，報紙上天天吹。

消息傳到日本，大谷光瑞坐不住了。

他覺得，這場在東方文明腹地展開的文化競賽，大日本帝國不能缺席。

別人能干，我們也能干。

他打出的旗號非常漂亮：“追尋佛教東傳之路”。

聽著特別神圣，特別有學術范兒。

可實際上，這支披著袈裟的隊伍，心里想的跟歐洲那些探險家沒什么兩樣。

從1902年開始，大谷光瑞就組織了第一支探險隊，像影子一樣潛入了中國的西部。

第一次收獲不大，大谷光瑞心里憋著一股勁。

等到斯坦因他們滿載而歸的消息傳來，他徹底急了。

1908年，他派出了第二次探險隊，這次下了血本，分成兩撥人，南北兩路同時行動，務必要搞出點大動靜來。

橘瑞超，這個年僅18歲、剛從倫敦留學回來的小和尚，竟然被任命為北路隊的隊長。

讓一個18歲的孩子當隊長，去闖世界上最危險的沙漠之一，聽起來像是瘋了。

但大谷光瑞有他的算盤。

這個橘瑞超雖然年紀小，但骨子里有股狠勁，能吃苦，腦子也活。

更關鍵的是，他是個僧人。

在那個年代，一個穿著僧袍的日本人，在中國內(nèi)地行走，遠比一個扛著槍、帶著測量儀的歐洲人要方便得多，不容易引起地方官府和老百姓的警惕。

橘瑞超就這么帶著幾個人出發(fā)了。

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樓蘭。

斯文·赫定已經(jīng)把坐標公之于眾，那里就像一個剛被打開蓋子的罐頭，雖然赫定和斯坦因都來過，但誰也不相信他們能把里面舔干凈。

橘瑞超的任務，就是去撿漏，而且要撿個大的。

進入塔克拉瑪干沙漠，那真不是鬧著玩的。

白天熱得能把人烤熟，晚上又凍得人直哆嗦，沒水喝是家常便飯，迷路更是隨時會發(fā)生。

橘瑞超的表現(xiàn)讓所有人大跌眼鏡，他完全不像個嬌生慣養(yǎng)的宗教子弟，反而像個在沙漠里長大的狼崽子。

他帶著隊伍，硬是靠著驚人的毅力，一步步挪到了那片傳說中的廢墟。

眼前的樓蘭，就是一片黃土堆，風一吹，嗚嗚地響，好像有無數(shù)的鬼魂在哭。

橘瑞超和隊員們立馬開始干活，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地篩。

可是一連好多天，除了些破陶片爛木頭，什么像樣的東西都沒找到。

先行者們的手腳太快了，地面上能拿走的東西，基本都讓他們給卷走了。

隊員們有點泄氣，但橘瑞超不這么想。

他有種近乎偏執(zhí)的直覺，他覺得這座古城里一定還藏著什么。

那些歐洲人眼光高，專挑大件、完整的東西拿，可真正的秘密，說不定就藏在他們看不上的犄角旮旯里。

他的目光最終鎖定在一處叫“三間房”的遺址上。

這里看起來像是個古代的衙門，已經(jīng)被翻得亂七八糟。

就在所有人都覺得這里已經(jīng)沒戲了的時候，橘瑞超注意到一堵快要塌了的土墻。

墻上有一道裂縫，很窄，不仔細看根本發(fā)現(xiàn)不了。

別人看來，這就是風吹日曬留下的痕跡，但在橘瑞超眼里，這可能是個儲藏點。

古代人怕東西丟失或者被人偷，有時候會把重要的玩意兒塞進墻縫里。

他找來一根干樹枝，蹲下來，開始在那道縫隙里小心翼翼地往里捅、往外勾。

這個動作他重復了很久，很有耐心，就像一個釣魚佬在等魚上鉤。

終于，樹枝的尖端似乎勾到了什么軟軟的東西。

他心里一緊，慢慢地把那個東西往外拉。

一個干巴巴、皺成一團的紙疙瘩被帶了出來。

他屏住呼吸，用指尖極其輕柔地把這個紙團一點點展開。

就在那一瞬間，時間仿佛凝固了。

昏暗的日光下，紙張雖然又黃又脆，但上面用毛筆寫的漢字，一筆一劃都清清楚楚，字里行間的力道，隔著1600年都能感覺到。

橘瑞超可能當時還不能完全理解這東西的全部價值，但他知道，他賭對了。

這個被前人隨手扔掉的“垃圾”，分量比他之前找到的所有東西加起來都重。

這就是后來震驚整個東方學界的《李柏文書》。

這玩意兒一被帶回日本，整個學術圈都炸了鍋。

它為什么這么厲害？

首先，它是“活的”。

以前咱們看史書，知道魏晉南北朝那會兒的人已經(jīng)用紙寫信了，但那都是書上寫的，誰也沒見過實物。

這封信一出來，直接把中國有據(jù)可考的紙質(zhì)信件實物，一下子往前推到了公元4世紀。

這就好比以前只在傳說里聽過龍，現(xiàn)在突然有人從地里挖出一條完整的龍骨架，歷史一下就從文字變成了可以觸摸的現(xiàn)實。

其次，它講的是“國家大事”。

這封信是當時西域長史李柏寫給焉耆王的公函草稿。

信里說的都是軍國要事，比如軍隊要換防了，糧草怎么調(diào)撥，還有怎么敲打一下那些不聽話的地方勢力。

就這么幾行字，把當時中央政府是怎么管理西域邊疆的，活生生地給畫了出來。

這可比史書上那些干巴巴的記載要生動、直接得多，是第一手的絕密檔案。

最后，它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

這封信上的字，正好是漢字從隸書往楷書轉(zhuǎn)變時期的風格，寫得非常瀟灑，既有隸書的古樸，又有楷書的規(guī)整，還有行書的流暢。

對于研究中國書法史和漢字演變的人來說，這東西簡直就是個活化石，能親眼看到字體演變的瞬間。

這件集歷史、政治、藝術三重價值于一身的文書，被大谷光瑞當成了心肝寶貝。

后來，這件文物被日本政府定為“重要文化財”，也就是國寶級的玩意兒，現(xiàn)在就藏在京都的龍谷大學圖書館里，成了他們的鎮(zhèn)館之寶。

橘瑞超后來又多次進入中國探險，帶走了大量的文物。

這個18歲就一戰(zhàn)成名的年輕人，一生都和中亞探險捆綁在了一起。

而那份《李柏文書》，那張被李柏隨手塞進墻縫的廢紙，從此就留在了異國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