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廉潔思想內(nèi)涵豐富，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有著重要地位。它并不局限于物質(zhì)層面的不貪不取，而更指向一種深植于心、外化于行、落實于政的道德完善與精神傳承。儒家的“廉”與辨義、守節(jié)、律己等修身思想相輔相成，共同塑造儒士向內(nèi)求索、完善自我的道德自覺。這種道德自覺借助家訓、學規(guī)與蒙書等教化路徑，逐漸升華為社會普遍認同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儒家重視將內(nèi)在的道德自覺外化為成熟的廉政規(guī)范，深刻影響了歷代吏治風貌。重新審視儒家廉潔思想，或可為當代廉政建設(shè)提供有益的歷史鏡鑒與思想資源。

以“廉”修身

儒家將“修身”視為實現(xiàn)治世明德理想的邏輯起點與根本性前提，提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儒士唯有修正自身的品德心性，才能踐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志向。儒家的“修身”本質(zhì)上是一場向內(nèi)的道德求索，意在鍛造理想的道德品格，而“廉”正是其中的重要內(nèi)容。

儒家的以“廉”修身與其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息息相關(guān)。就“利”而言，孔子倡導“見利思義”，認為應詳辨利益之來源是否合乎道義，“不義而富且貴”，則“于我如浮云”，形成涇渭分明的道德邊界。孟子認為“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在“取”與“無取”之間，通過“取傷廉”間接表明儒士好廉惡取的價值觀。孟子還將義利之辨上升到“舍生取義”的哲學高度，當耳目之欲、自然生命與道義沖突時，君子應當舍棄物質(zhì)層面的“生”，堅守精神維度的“義”?！傲庇刹蝗〔涣x之財，升華為一種根本性的道德抉擇。儒家批評唯利是圖的庸俗價值觀與不擇手段的牟利行徑，但卻不排斥利益本身。于孔子而言，人欲的存在有其正當性與合理性，故君子“欲而不貪”，求利應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基于此，儒家主張去奢就儉，“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推崇節(jié)制物欲、安于儉樸的生活方式。

律己內(nèi)省也是以“廉”修身的重要內(nèi)容。儒家重視“知恥”，個體能夠明辨是非、守廉知恥，即可自覺有所不取、有所不為，達成律己修身的道德目標。與此同時，儒家強調(diào)反省，尤其是自我反思?？鬃诱J為“內(nèi)省不疾，夫何憂懼”，儒士能夠時時反求諸己，檢尋并修正過錯，則無懼立身于世。孟子堅持仁義內(nèi)在，將個體視作規(guī)范自我、踐行道德的能動主體。真正的仁義之行并非外力驅(qū)使，而是內(nèi)在德性的自然顯發(fā)，故個體應時時律己省身，形成道德自覺。

就此而言，儒家的“廉”并非孤立的道德要求，而始終貫穿于辨義、守節(jié)、律己等修身思想之中。以“廉”修身、嚴于律己逐漸成為士大夫踐行道德與良知的準繩。

以“廉”化育

儒家廉潔思想的生命力，植根于個體以“廉”修身的道德自覺，而繁盛于社會以“廉”化育的教育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廉潔由道德規(guī)范升華為社會普遍認同的精神，并通過家庭、社會教育薪火相傳，成為中國代代賡續(xù)的文化基因。

“廉”是家風建設(shè)的重要命題，古代家訓常用廉潔治家育人，以維護家風清正。廉潔常以節(jié)儉的生活方式為表征，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治家》中提出“可儉而不可吝也”的觀點，勉勵子孫“施而不奢，儉而不吝”，不貪不占、守禮知節(jié)。賈昌朝作《戒子孫》批判官員苛剝百姓、窮奢極欲的行徑，訓誡子孫仕官應當守法奉公，以清廉為最，切勿貪圖高官厚祿。清代朱用純的《朱子家訓》篇幅短小，卻反復申說儉約務(wù)實、勿貪勿占的道理，將廉潔守身的觀念落實到日常生活。這些家訓殊途同歸，闡明了貪念可能傾覆家族，唯有潔身自好、清廉自守才能延續(xù)家族的治家智慧與生存哲學。

廉潔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教育體系中亦占據(jù)重要地位。且不說教學內(nèi)容中廣陳義利之辨，甚至在學規(guī)校訓中也直接體現(xiàn)出廉潔思想的教育。朱熹編修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作為處事之要，勉勵學生摒棄單純的功利導向，追求道義本身的價值，與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相合。程鉅夫鼓勵后生篤行朱熹等圣賢的體用之學，“孝弟忠信以養(yǎng)之，禮義廉恥以維之”，塑造健全、清白的道德品格。陳壽祺在鰲峰書院修撰的學規(guī)亦反復強調(diào)廉潔的重要性。他教導學生端正心術(shù)，明辨義利是非，并將謀取非義之利比作“飲酖毒”“聚盜贓”，雖能帶來一時之快，但終將招致毀滅性的后果。

蒙學讀物是廉潔教育的另一重要載體。故事輯錄類蒙書一般通過講說古人廉潔事跡，啟蒙學生清心守廉，如明代蕭良有編纂、楊臣諍增訂的《龍文鞭影》，以韻分類，以四言行文，言辭簡要而意蘊沉厚，收錄了“義倫清節(jié)”“敬叔受餉”“朱邑愛民”等廉潔故事，廣為傳頌。諺語歌謠類蒙書則采用對偶短句的形式傳播廉潔思想。成書于明清時期的《增廣賢文》，匯集了大量廉語格言，如“官清書吏瘦，神靈廟祝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皆朗朗上口，便于傳唱。這些讀本兼具教育性與趣味性，在口耳相傳中將廉潔觀念深植于孩童心田，使得“廉”成為一代代中國人共同的文化記憶與道德底色。

敦煌出土文獻的寫本蒙書中，也保留著大量廉潔教育的內(nèi)容。知識類蒙書常以歷史典故的形式向讀者傳授廉潔思想，如P.2710的《蒙求》記載了楊震暮夜卻金的典故，以啟蒙學童效法前賢、一心向廉。德行類蒙書則直接說明廉潔要求，比如S.1920所載《百行章·守行章》云：“守者，貧則守慎，勿共濫人同榮；窮須不虧守志，莫與弊友交游”，說明君子即使困頓貧窮，也應懷揣遠志、堅守底線?！栋傩姓隆愤€專辟“廉行章”訓廉，如S.1920所載：“臨財不爭，則無恥辱之患；對食不貪，蓋是修身之本”，倡導不爭以免患、不貪以修身。

以“廉”為政

以“廉”為政是儒家廉潔思想最直觀的道德實踐?？鬃犹岢觥盀檎缘隆钡暮诵脑瓌t，說明道德感召對治國的根本意義，認為踐行此道的關(guān)鍵在于正身垂范，強調(diào)為政者正直清白、以身作則，臣民才能心悅誠服。孟子進一步將“廉”與“仁政”“民本”思想相聯(lián)系，提倡“民貴君輕”，反對統(tǒng)治者橫征暴斂、中飽私囊。荀子“性惡論”的哲學觀使其格外重視“禮”“法”的規(guī)范與教化功能，提倡“隆禮至法則國有常”，以禮規(guī)訓、以法懲處，共同促成“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jié)者起”的治理興象，為廉政提供了制度層面的參考。

事實上，制度層面的保障，恰是儒家廉潔思想以廉自勉、勵行廉政的踐廉理路外的另一面向。清廉常是人才選任之理據(jù)。如漢代推行“舉孝廉”，將廉潔視作入仕的重要標準?！稄埣疑綕h簡·置吏律》進一步規(guī)定，若所薦之人因不廉或失職免官，舉薦者亦須連坐受罰。以法懲貪、以制保廉是中國歷代律法的共同追求。如漢律規(guī)定受賄與行賄皆“坐贓為盜”，罪重于盜竊，文帝增設(shè)“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的律令，阻絕貪官再入仕途。至明代，律法對受財枉法者量刑極苛，贓至八十貫即處以絞刑，反映出統(tǒng)治者重典治貪的決心。倡廉與懲貪并行，統(tǒng)治者重視樹立廉潔典范以引導踐廉風氣。如漢文帝曾下詔表彰孝悌、力田、三老和廉吏四種嘉行，以“廉吏，民之表”勉勵士大夫篤行廉政。

儒家廉潔思想在演變中也化為一系列精要可參的為官箴言。真德秀列“四事”自勉，并以“律己以廉”為首，其下自注：“凡名士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眳伪局小豆袤稹烽_篇即言“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將清廉視作首要之務(wù)。清人葉玉屏所輯《六事箴言》專辟“居官”章，多有勸廉之語。如錄賀時泰“廉官一銖不茍拾，積之成清白”，勉勵官員不取錙銖、潔清自矢；又錄周蓼“公生明，廉生威。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強調(diào)公正與廉潔，勸誡士大夫摒棄小利、廉明守官。這些箴言將復雜的廉政理念轉(zhuǎn)化為清晰易誦、便于效法的行為準則，促使廉政蔚然成風。

值得注意的是，為官要“廉”但同樣強調(diào)“能”。《周禮》提出考核官員的“六廉”，其中就有“廉能”。藍鼎元反對“庸廉”，認為不能將廉潔簡單等同于“空守清苦”。為官要廉潔，同時也要有治政能力，“廉者不貪人財，能者實心辦事”。“廉”是為政之本，“能”是為官之要，兩者結(jié)合才能治國平天下。

在儒家廉潔思想的熏陶下，中國歷史上也涌現(xiàn)出許多優(yōu)秀典范。東漢的楊震以“四知”暮夜卻金，明臣海瑞恪守“俸薪外絲毫不侵”，康熙稱許于成龍為“天下廉吏第一”，這些士大夫以廉潔為圭臬，推行廉政，漸成士林典范。其人其事在后世的傳頌中逐漸升華為一種獨特的文化象征，既反哺豐富了儒家廉潔思想，又成為激勵士人恪守清廉的精神資源。

作者：楊祖榮，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福建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