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使得兩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的，是在關于改變中國路徑方面的爭執(zhí)。在1918年成立新民學會的時候，蕭子升被推選擔任總干事，由于他擅長擬定章程、拉取贊助，毛澤東便心甘情愿地去做干事，卻背地里在會員當中發(fā)展共產(chǎn)主義小組。三年之后在前往上海參加中共一大之前，兩人在湘江的木船上交談了一整個夜晚。蕭子升堅定地主張通過教育來拯救國家，認為暴力革命將會重蹈軍閥的覆轍。毛澤東直接打斷并說道：你所說的理想，一千年都不會實現(xiàn)！天快要亮的時候，蕭子升在漢口碼頭下了船，毛澤東獨自一人接著往東前行。這一次分別就成為了永遠的分別。

我認為蕭子升的悲劇在于他過于相信制度的力量。之后他在國民黨里擔任農(nóng)礦部次長一職，想要推行農(nóng)業(yè)方面的改革，卻被卷入派系斗爭之中。在1930年楊開慧被捕的時候，他動用自己的關系去進行營救卻沒有成功，反而因為有通共的嫌疑而被排擠。而毛澤東在井岡山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時候，就已經(jīng)早早地看清了蕭子升這類知識分子的局限性：教育沒有辦法解決人們餓肚子的問題，真理要從槍桿子當中獲取。

這么一看，成績單上的排名，最終還是無法抗衡歷史的發(fā)展潮流。蕭子升失敗并非是因為他的才智不夠，而是由于他錯誤地判斷了時代的基本矛盾。當眾多農(nóng)民期待著土地的時候，他卻還在思索著烏托邦式的教育規(guī)劃；當中國需要全面重新構建社會的時候，他仍然期望通過體制內(nèi)部的改良來解決問題。這種差異如同他親手書寫的工整楷書與毛澤東的狂放草書字跡相對比，一個規(guī)范且嚴謹，一個奔放且突破常規(guī)。

2025年3月份的時候，有一批蕭子升的手稿從烏拉圭回到了湖南。在捐贈儀式上，有人翻出了他1920年日記當中的一句話：我和潤之就好像雙軌列車，最終得各自走自己的路。這句話讀起來會讓人有一些感慨：兩條鐵軌曾經(jīng)一起延伸，可是卻注定要到不同的終點。而歷史所選擇的，永遠是那一條更加貼近大地跳動節(jié)奏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