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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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云：“史筆如刀，可斷是非；史墨如霧，能遮真相”。翻開二十四史里的《明史》，常能讀到這樣的矛盾，有些帝王明明在危局中力挽狂瀾，卻被筆鋒輕描成庸碌；有些決策明明救了帝國一命，卻被紙頁折疊成過失。

比如明朝有位皇帝，他接過的是土木堡之變后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皇帝被俘、邊軍盡失、瓦剌大軍兵臨北京城下，大明差點步北宋靖康之恥的后塵。

他咬著牙抗住了壓力，不遷都、不議和，調兵遣將打了一場比朱棣北征更狠更準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隨后用十六年時間補全了明朝的三大致命漏洞，把搖搖欲墜的帝國重新扶上正軌，生生為大明續(xù)了160年國祚。

可就是這樣一位續(xù)命皇帝，在滿清修撰的《明史》里，卻成了貪戀皇位信任奸佞的昏君，他的戰(zhàn)功被歸給了大臣，他的治績被抹成了平庸，連死后的廟號都被褫奪，差點在史書中消失。

那這位昏君是誰呢？他又為什么被說成昏君呢？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倆～

昏君帽子怎么來的？

作為二十四史里最后一部官修史書，《明史》的修撰堪稱百年工程：從順治二年（1645年）開館，到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前后耗了94年。

修史的人里，既有張廷玉這樣的滿清重臣，也有戴名世這樣的漢族文人，但核心邏輯只有一個：為滿清統(tǒng)治服務,既要承認明朝的正統(tǒng)（不然滿清入關就是亂臣賊子），又要證明明朝活該滅亡（不然滿清取代就是侵略）。

在這套邏輯下，明朝皇帝被分成了兩類：一類是可以捧的（比如崇禎，捧他勤政卻無力回天，佐證明朝氣數(shù)已盡）；一類是必須踩的——比如朱祁鈺。

因為他太能打能治了,土木堡之變后，皇帝被俘、邊軍盡失、瓦剌兵臨北京，他愣是把搖搖欲墜的明朝拽了回來，這種再造之功太扎眼,要是承認他是圣君，那滿清入關取代明朝的合理性何在？

于是，《明史》里的朱祁鈺，成了一個矛盾體：

《景帝本紀》開頭先虛晃一槍夸他：“當倥傯之時，奉命居攝，旋王大位以系人心強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先承認他救了明朝，但筆鋒一轉，立刻把重點拽到私德上：“汲汲于易儲，南內深錮，朝謁不許，恩誼恝然終于輿疾齋宮，小人乘間竊發(fā)”。

翻譯過來就是：急著換自己兒子當太子，把哥哥英宗軟禁在南宮連面都不讓見，沒親情，最后生病時被小人搞政變，沒善終。

更絕的是，《明史》悄悄把朱祁鈺的核心功績，轉移給了大臣。比如北京保衛(wèi)戰(zhàn)：

明明是朱祁鈺拍板不遷都，明明是他直接任命于謙為兵部尚書、授權調兵22萬列陣九門，可《明史?于謙傳》里卻寫成，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把不遷都的決策說成是于謙倒逼的，明明是朱祁鈺支持于謙分兵拒敵，《明史》卻寫成謙統(tǒng)籌全局，號令明審，把皇帝的拍板權弱化成點頭機器。

至于貪戀皇位的帽子，《明史》更是抓著不放：朱祁鈺把英宗從瓦剌接回來后，軟禁南宮，《明史》里寫“南宮錮帝，不得與外廷通群臣請朝英宗，不許”。

可事實上，當時瓦剌還在邊境騷擾，明朝剛從土木堡的陰影里爬出來，要是放英宗參與朝政，輕則朝局動蕩，重則再演靖難之役。

朱祁鈺的做法，本質是穩(wěn)政治，但《明史》卻把這說成不仁不義，用恩誼恝然（沒親情）這樣的詞，把他的政治理性抹成個人私欲。

到最后，《明史》里的朱祁鈺，變成了有功勞但沒品德有能力但沒格局的可惜之人，連昏君都不算，只是個不合格的皇帝。

那真實的朱祁鈺到底是什么樣呢？

破釜沉舟的戰(zhàn)略決心

真實的朱祁鈺打起仗來，一點也不遜色于朱棣，這事得先從一個讓明朝人談之色變的時間點說起，那就是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十月。

這年八月，英宗朱祁鎮(zhèn)帶著20萬精銳（占明朝京軍的80%）親征瓦剌，結果在土木堡被圍，全軍覆沒，自己也成了俘虜。消息傳到北京，朝堂上哭成一片：有人提議南遷南京（重演北宋靖康之恥），有人主張割地求和，甚至連皇太后都開始收拾行李。

此時的明朝，比朱棣當年面對的靖難之役更危險，朱祁鈺接手的，是皇帝被俘、邊軍盡失、都城暴露的死局。

朱祁鈺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是拿著僅剩的家當賭命，他手里只有10萬殘兵（京軍剩下的20%），加上從外地調的12萬援兵（多是臨時拼湊的地方軍），總共22萬雜兵，要對抗瓦剌的10萬精銳騎兵（也先的主力）。

換作一般皇帝，早嚇癱了，但朱祁鈺的反應，比朱棣還狠：

第一步，砍了南遷派的腦袋，當徐珵（后來的徐有貞）跳出來說星象有變，宜南遷時，朱祁鈺沒跟他廢話。《明實錄?景帝實錄》卷一載：“帝厲聲曰：敢言南遷者斬！”直接把逃跑的選項從朝堂上抹除。

第二步，下令關閉北京九門，讓22萬明軍列陣城外（而不是龜縮城內），這意味著：如果明軍輸了，皇帝和大臣連守城的機會都沒有，只能被瓦剌屠城。用于謙的話說，這叫背城一戰(zhàn)，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三步，把生殺大權給了于謙，他直接任命于謙為兵部尚書兼總督京城內外兵馬，下詔一應調遣，悉聽便宜行事。換句話說，于謙可以先斬后奏，甚至能調動皇帝的親軍（神機營）。

朱祁鈺剛即位3天，就把帝國的命門塞給了于謙，不是他信任奸佞，是他比誰都清楚：此時的明朝，需要的是能打勝仗的人，不是講規(guī)矩的人。

精準戳死瓦剌的命門

瓦剌的優(yōu)勢是什么？騎兵野戰(zhàn)。也先的如意算盤是，用英宗當人質，騙開北京城門，或者引明軍出城野戰(zhàn)，然后用騎兵沖散明軍，就像土木堡那樣。

但朱祁鈺和于謙，精準看穿了瓦剌的弱點：瓦剌不擅長攻城，更耗不起持久戰(zhàn)。

于是他們制定了以靜制動，以火制騎的戰(zhàn)術：

第一步，誘敵野戰(zhàn)，把明軍列在九門外（比如德勝門、西直門這些關鍵節(jié)點），故意露怯。瓦剌果然中計，派騎兵沖擊德勝門，結果鉆進了于謙設的火器陣：神機營的火銃、火炮齊發(fā)，炸得瓦剌騎兵人仰馬翻。

《明實錄?景帝實錄》卷九載：（十月十一日）瓦剌兵犯德勝門，于謙令神機營設伏，遣小股兵誘敵，敵至，火器齊發(fā)，斬首萬余級，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皆死。

第二步，斷其糧道，瓦剌的糧草靠搶，朱祁鈺派石亨率軍偷襲瓦剌的后路糧營（在居庸關附近），燒了他們的輜重，也先本來想速戰(zhàn)速決，結果變成沒飯吃的餓兵。

第三步，圍點打援，當瓦剌轉攻西直門時，朱祁鈺讓守軍詐敗，引瓦剌騎兵進入明軍的步兵方陣（用長槍、拒馬樁圍起來），然后用弓箭和火器點名。

《明史?石亨傳》載：（西直門之戰(zhàn)）亨率大軍繼至，前后夾擊，瓦剌大敗，斬首數(shù)千級。

以戰(zhàn)止戰(zhàn)的后續(xù)反擊

朱祁鈺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是把瓦剌打服為止，他不僅守住了北京，還反手給了瓦剌三記悶棍：

1. 收復邊關，景泰元年（1450年），朱祁鈺派石亨、楊洪率軍出塞，敗瓦剌于大同、宣府，收復了土木堡丟失的邊關重鎮(zhèn)（比如懷來、永寧）；
2. 斷其外援，瓦剌之所以能崛起，是因為勾結明朝的蒙古降將（比如也先的岳父阿魯臺）。朱祁鈺下令誅殺所有通敵的蒙古降將，并關閉了互市（停止向瓦剌賣糧食、鐵器），瓦剌本來就靠搶過日子，沒了互市，只能吃土。
3. 逼其送回英宗，也先本來想用英宗換土地，結果朱祁鈺說：朕已經(jīng)是皇帝了，要哥哥回來可以，但別想拿他換任何東西。等到瓦剌被明軍打怕了，也先只能乖乖送回英宗。

景泰元年八月，英宗回到北京，瓦剌再也不敢扣皇帝了。

史筆里的藏功

《明史?于謙傳》里說謙統(tǒng)籌全局，號令明審，把北京保衛(wèi)戰(zhàn)的功勞歸給了于謙，但事實上，沒有朱祁鈺的拍板，于謙連調兵的權力都沒有。

比如《明實錄?景帝實錄》卷一載：“（景泰元年十月）帝命于謙提督各營軍馬，都御史楊善等協(xié)理軍務，仍令于謙總督京城內外兵馬，一應調遣，悉聽便宜行事?！?/p>

這是朱祁鈺直接下的詔，不是于謙爭取來的。
再比如《明實錄?景帝實錄》卷八載：“（十月十日）帝御午門，親閱諸軍，諭之曰：今瓦剌犯邊，朕親率爾等御敵，有功者賞，退縮者斬！”

這也是朱祁鈺在戰(zhàn)前動員，不是于謙的演講。

老達子說

翻完《明實錄》里朱祁鈺的最后一道詔，那是他病重時，還在批“邊鎮(zhèn)糧餉”的折子，字里行間都是“趕緊發(fā)，別讓士兵餓肚子”的著急。那一刻，他不是被軟禁的皇帝，不是被抹黑的昏君，只是一個怕國家再出事的老頭子。

不管《明史》怎么寫，歷史會記住他的背影：在土木堡的廢墟上，他扛著明朝，走了 16 年，讓這個王朝，又活了 16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