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那個早晨，倒春寒凍得人直哆嗦，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里，氣氛壓抑得甚至讓人透不過氣。

就在大伙兒剛吃完早飯那會兒，外頭突然傳來幾聲槍響。

這動靜不算太大，但把正在號子里寫悔過書的杜聿明嚇得夠嗆，手一抖，鋼筆尖兒直接把紙給劃破了。

他愣了幾秒鐘，然后像瘋了一樣把那張剛寫了一半的紙撕得粉碎，整個人縮在墻角，臉煞白煞白的。

不光是他，隔壁的黃維、宋希濂也都懵了。

因為就在幾十分鐘前，他們還看著平時一塊兒出操、一塊兒喝稀飯的五個“獄友”，被五花大綁地押上了刑車，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

這幾聲槍響，算是徹底把這幫國民黨高級將領(lǐng)的幻想給打碎了。

在這之前，這幫人心里頭其實都有個小算盤。

覺得自己好歹也是帶兵打仗的將軍，特別是抗日那會兒，多少都立過戰(zhàn)功。

共產(chǎn)黨的政策既然是“改造”，那這條命怎么著也進(jìn)了保險箱。

只要老老實實待著，哪怕不說話，也不至于掉腦袋。

可這一槍打下來，直接劃出了一條帶血的紅線：歷史這筆賬，從來不是拿功勞抵過錯，是一碼歸一碼。

被處決的這五個人，陸蔭楫、鄧子超、楊清海、張國勛、張卓，要是擱在以前，那都是響當(dāng)當(dāng)?shù)娜宋铩?/p>

說實話，這幾個人的履歷要是只看前半截，你真的會豎大拇指。

就說陸蔭楫，那是黃埔一期正兒八經(jīng)的高材生。

當(dāng)年在昆侖關(guān)，那是跟日本人真刀真槍拼命的主兒，日軍那個叫中村正雄的少將，就是折在他部隊手里的。

那會兒報紙上天天夸，他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脊梁，走路都帶風(fēng)。

可人啊，變壞有時候就是一念之差的事兒。

到了1947年，這陸蔭楫在蘇北沭陽搖身一變，就不再是那個打鬼子的英雄了。

為了搞所謂的“清剿”，他大筆一揮，簽發(fā)了一道“寧可錯殺三千”的手令。

結(jié)果呢，三百多個老百姓，就這么不明不白地沒了。

這種從保護(hù)神到活閻王的身份轉(zhuǎn)換，說白了，就是那個舊軍隊把人變成了鬼。

還有那個鄧子超，提起他更讓人心情復(fù)雜。

你要是穿越回1938年的廬山，看見他在山上帶著弟兄們喝雨水、啃樹皮，跟岡村寧次的部隊死磕，你肯定得喊一聲“好漢子”。

那時候的人，個個都硬氣。

誰能想到，這人到了1949年贛州解放前夕，心里頭扭曲得簡直沒法看。

也許是知道自己好日子到頭了，也許是最后瘋狂一把，他竟然下令把抓來的27名地下黨員和進(jìn)步群眾，用粗鐵絲直接穿過鎖骨，像串魚一樣串成一串，然后活生生地扔進(jìn)了章江。

那里面有剛生完孩子的母親，有滿腔熱血的學(xué)生。

這手段，比起當(dāng)年的日本鬼子也沒差多少。

到了功德林里，他還那一套，每天對著南方磕頭，嘴里念叨著什么“留取丹心照汗青”，其實就是冥頑不靈，在那自我催眠呢。

這五個人里頭，楊清海這人最讓人瞧不起。

他跟別人不一樣，哪怕到了挨槍子兒那一刻，他還背著個“叛徒”的罵名。

這人最早那是跟著楊靖宇將軍在東北雪原上打游擊的，抗聯(lián)的副司令啊，那也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革命的人。

可這人骨頭軟，經(jīng)不住考驗。

國民黨特務(wù)拿金條和美女一晃悠，他這信仰的大廈瞬間就塌了，反手就帶著槍去打以前的戰(zhàn)友。

在雙城那場血案里，他帶著國民黨軍圍剿抗聯(lián)聯(lián)絡(luò)站，把十二名曾經(jīng)在一口鍋里吃飯的兄弟殺害在街頭。

這種背叛，不管放在哪個朝代，都是最被人唾棄的。

可笑的是，到了功德林，他還仗著自己以前那點“資歷”，在監(jiān)舍里四處散布謠言，成了最不安定的那一顆雷。

至于張國勛和張卓，這倆人的罪行，說難聽點，更像是心理變態(tài)。

張國勛在臺兒莊敢死隊那會兒確實猛，這咱不否認(rèn)。

但后來他在沂蒙山區(qū)往老百姓井里投毒，還發(fā)明什么“煙熏活人”，這就不是打仗了，這是虐殺。

那個中將張卓也是，參與策劃聞一多、李公樸慘案，重慶解放前還放火燒政治犯監(jiān)獄，這完全就是特務(wù)搞的那套恐怖活動。

不過，話說回來，這五個人之所以成了功德林里唯一的“例外”，也就是必須被處決的那一批，倒也不全是因為以前那些爛事兒。

真正觸動新政權(quán)底線，讓他們非死不可的原因，是這幾位到了監(jiān)獄里還在那做夢呢。

1950年冬天，朝鮮半島那邊打得熱火朝天。

這消息傳到功德林，這幾位覺得機會來了，一個個跟打了雞血似的。

他們私底下嘀咕，說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要爆發(fā)了，蔣介石馬上就要反攻了。

這幫人竟然在監(jiān)獄里搞起了串聯(lián)，偷偷畫監(jiān)獄地圖，甚至還制定了搶奪看守武器、配合外圍特務(wù)搞暴動的計劃。

你看看，這就不是簡單的腦子不清醒了。

這是在新生政權(quán)的首都心臟地帶，想搞武裝暴亂啊。

那時候是什么光景？

那是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最嚴(yán)厲的時候，外頭還在打仗，內(nèi)憂外患的。

這種行為，簡直就是在老虎嘴邊拔毛，純屬自尋死路。

1951年的這場處決，對功德林里剩下的那些戰(zhàn)犯來說，那就是一次靈魂深處的電擊。

黃維也好，杜聿明也罷，他們之前那種“得過且過、等待變天”的僥幸心理，被那幾聲槍響給徹底轟沒了。

他們終于明白，新中國不是南明那個小朝廷，也不是只要你有關(guān)系、有資歷就能混日子的舊官場。

以前他們總覺得，大家都是帶兵的，抬頭不見低頭見，多少留幾分薄面。

現(xiàn)在看清了，在人民的利益面前，沒有任何面子可講。

那幾聲槍響，不僅僅是終結(jié)了五個人的生命，更是給所有人上了一課：別拿以前的功勞簿當(dāng)免死金牌，在這個新時代，誰要是還想搞破壞，下場就跟那五個人一樣。

那天中午，功德林的食堂里異常安靜。

杜聿明坐在那兒，看著碗里的稀飯，愣是一口沒吃下去。

他腦子里轉(zhuǎn)的什么念頭，誰也不知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從那以后，他那份悔過書，寫得比誰都認(rèn)真。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