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的呂樂，坐擁超五億身家，是掌控香港警界與黑幫秩序的 “五億探長”，為何會在臺灣權貴面前如此卑躬屈膝？

上世紀 60 年代的香港，呂樂是無人敢輕視的存在。這個 20 歲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年輕人，考入被英國人把持的警隊后，憑借過人頭腦得到老探長陳立舉薦，一路晉升至總華探長 —— 這是華人在香港警界能獲得的最高職位。

呂樂的發(fā)跡之路充滿傳奇。面對戰(zhàn)后涌入香港的黑幫勢力，他沒有一味硬剿，而是制定了一套 “新秩序”：黑幫可繼續(xù)經營 “黃賭毒” 等非法生意，但需按月上交巨額保護費，且不得因地盤爭奪爆發(fā)暴力沖突。

這套規(guī)則讓香港治安煥然一新，市民夸贊他 “管理有方”，黑幫感念他 “和氣生財”，而呂樂則通過這套龐大的貪污體系，積累了驚人財富。

據廉政公署后續(xù)調查，呂樂的資產超五億港元，在香港各區(qū)以現金購入 300 多萬港元物業(yè)，喜歡的樓盤便直接整棟買下，其中筲箕灣道的一幢舊樓，后來市值過億。他的關系網更是盤根錯節(jié)，新義安大哥向華炎是他的堂妹夫，警署上下通過賄賂與分贓形成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的利益共同體。

但就在權勢與財富達到頂峰時，呂樂卻在 1968 年做出驚人決定：48 歲提前退休，放棄總華探長的職位，當起了包租公。

這一選擇并非心血來潮，而是他嗅到了危險氣息 —— 港英政府的反腐風暴已悄然醞釀，像他這樣手握黑白兩道大權、財產來源完全經不起追查的人物，注定會成為重點打擊對象。退休后的呂樂沒有停留，開始暗中轉移資產，為逃離香港做準備。

1969 年，呂樂攜妻子登上前往臺灣的航班，此行的核心目的的是拜見嚴家淦。能獲得這次會面機會，并非呂樂的名氣，而是源于一層關鍵的家族關系：他的妻子是嚴家淦堂弟嚴雋荻的女兒，而嚴雋荻身為國民黨中將，為這層關系提供了背書。

他帶來的籌碼精準擊中了臺灣方面的需求：一筆巨額資金，以及香港的實時形勢、英國人的動向等關鍵情報。對于當時的臺灣情報系統而言，香港作為東西方交匯的樞紐，其動態(tài)具有極高的戰(zhàn)略價值，而呂樂憑借在香港警界多年的積累，掌握著常人無法觸及的信息。

這場會面沒有公開的對話記錄，但結果一目了然：呂樂成功獲得了在臺灣定居的權利，為自己預留了最關鍵的退路。

這場交易中，呂樂展現了極致的務實。他清楚自己在香港的風光建立在權力與利益的平衡之上，而到了臺灣，面對更高層級的政治權力，過往的身份與財富都無足輕重。90 度的鞠躬，本質上是對現實的妥協，是用姿態(tài)換取生存空間的精明算計。

獲得定居權后，呂樂立刻啟動了資產轉移計劃，趕在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前完成了關鍵布局。他的轉移方式極為隱蔽，早年在香港購置的大量房產，多以父母的名義登記，此時通過親屬代持、變賣后跨境轉賬等方式，將資金分批轉移至臺灣和加拿大。

1973 年，香港廉政公署正式成立，隨即展開對警隊貪污的全面清查，呂樂果然成為首要打擊目標。1976 年，廉政公署對呂樂發(fā)出通緝令，這張通緝令在此后 36 年里始終有效，呂樂也成為香港歷史上被通緝時間最長的犯人。而此時的呂樂，已經在臺灣站穩(wěn)了腳跟。

1979 年，呂樂在臺北敦化南路購置了一處豪宅，正式在臺灣長居。選擇這里并非偶然，敦化南路當時是臺北的高端住宅區(qū)，既符合他的財富身份，又能讓他保持低調。除了這處豪宅，他還在臺灣其他地區(qū)購置了多處房產，延續(xù)了在香港 “囤房” 的習慣，靠收租金維持優(yōu)渥生活。

他在香港被廉政公署扣押的過億不動產，也通過家屬的法律訴訟逐步解凍。1986 年至 1987 年間，這些房產由香港政府代售，所得款項由政府與呂樂家人共同管理，為他的晚年生活提供了穩(wěn)定的經濟保障。

呂樂的資產轉移堪稱完美，既避開了廉政公署的追查，又實現了財富的保值增值，為 36 年的逍遙生活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臺灣的日子里，呂樂始終保持著低調，遠離公開場合，但這并不意味著他脫離了過往的關系網。事實上，他依然與香港的舊部、黑幫大佬保持著隱秘聯系，而臺灣本地的一些勢力也因他的財富與背景，對他保持著尊重。

最著名的一次互動發(fā)生在電影拍攝前夕。后來拍攝《五億探長雷洛傳》時，制作人向華強、向華勝兄弟專程前往臺灣拜訪呂樂。作為新義安大哥向華炎的親戚，呂樂與向家本就有淵源，他同意將自己的經歷改編成電影，但提出了一個明確要求：不得使用他的真實姓名。

最終，影片采用了與 “呂樂” 粵語發(fā)音相近的 “雷洛” 作為主角名字，既還原了故事，又保住了他的低調。

呂樂在臺灣的生活平靜而優(yōu)渥，身邊有妻子和八個子女陪伴，盡享天倫之樂。他很少外出，日常就是打理房產、與家人相處，偶爾會和相熟的舊友小聚，但從不談論過往的恩怨。有人曾問他是否會回到香港，他直言 “認識的人都在臺灣，香港已經沒有熟人了”，言語中透露出對現實的滿足。

他能逍遙 36 年，核心原因在于臺灣與香港沒有引渡條約。廉政公署雖多次推動引渡事宜，但始終無法突破司法壁壘，只能看著呂樂在臺灣安度晚年。期間，香港曾與加拿大協商引渡（呂樂曾短暫定居加拿大），但呂樂提前察覺，迅速返回臺灣，再次躲過一劫。這種 “跨境避險” 的操作，盡顯他的精明。

2010 年 5 月，一則消息從加拿大傳來：呂樂因胃癌晚期在大溫地區(qū)病逝，終年 90 歲。他的家屬對去世消息極為低調，告別儀式選在當地一處僻靜的場所舉行，沒有邀請媒體，也沒有太多親友到場，如同他晚年的生活一樣低調。

這位曾經叱咤香港的 “五億探長”，最終以這樣一種平靜的方式落幕。他的一生充滿爭議：既是建立黑幫秩序、收取巨額保護費的貪污犯，也是一度改善香港治安的警界大佬；既在權力巔峰急流勇退，又靠彎腰妥協換取晚年安寧；被通緝 36 年卻從未入獄，最終壽終正寢，堪稱近代史上最傳奇的梟雄之一。

呂樂去世后，香港廉政公署證實了這一消息，那張持續(xù)了 36 年的通緝令終于失去了意義，正式收回。他留在香港的資產經過多年增值與處置，最終大部分歸還給了家屬，完成了財富的代際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