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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馬白日狂想

編輯|宋可馨

審核 |朱依林 江怡

圖源：網絡

巴基斯坦是一個“出生即命運”的國度：政客的兒子大概率依然是政客，商人的后代繼承壟斷，而農民的子孫也很難跳出貧困的輪回。

這種僵化在伊斯蘭堡的權力走廊尤為明顯。除了布托和謝里夫這兩大超級豪門，還有Gillani、Qureshi、Chaudhary等政治世家對議會的壟斷。

從中央到地方，權力更替高度家族化。據估算，巴基斯坦2024年大選后國民議會中，約50%議員來自政治家族。四省議會中約40-60%當選省議員來自政治家族。

宗教職位往往也是家族化的。比如，巴宗教政黨JUI-F領袖法茲魯爾·拉赫曼 (Fazl-ur-Rehman)，就是前任領袖的兒子。

理論上允許普通人通過考試（CSS Exam）改變命運的公務員體系，在現(xiàn)實中也變成了一場世襲的游戲。

CSS考試的核心競爭力是英語寫作和面試，只有讀過昂貴私立學校的精英子弟，才能掌握地道的英式英語和西式思維，最后通過老一輩官僚的“品味篩選”。公立學校（烏爾都語教學）出來的窮人孩子，在起跑線上就輸了。

政治被家族壟斷，行政被階層鎖死，普通人向上的通道幾乎被堵死。

巴基斯坦的社會流動是怎么停滯的？

一、英國人的“賦權”

在巴基斯坦社會結構中，宗族、大地主、部落首領原本就存在，他們的權力往往受制于皇權的更替或部落內部博弈，具有一定的流動性。

然而，英國人為了維持帝國穩(wěn)定，凍結了原有的權力階層，堵死底層的上升和反抗通道。

在俾路支，部落首領薩達爾（Sardar）權力雖大，但建立在與族人的互惠契約之上。如果薩達爾不能帶來戰(zhàn)利品或公正，族人會選擇背離，甚至支持其競爭對手。

英國人來了以后，通過“桑德曼體系”直接向薩達爾輸送資金并允許其組建私兵（Levies），在部落內實行部落法（Jirga Law）。有了帝國的暴力背書，薩達爾不再需要討好族人，從部落保衛(wèi)者異化成了部落暴君。

信德、旁遮普南部的大地主最初只是皇帝的包稅人，權力隨時可被收回，農民也有渠道向上抗議。

英國人卻賦予了地主土地永久私有權以及榮譽法官的行政司法大權。這不僅把他們變成了土皇帝，更剝奪了農民向國家上訴的權利。

旁遮普中部（如拉合爾、古吉蘭瓦拉等）原本就有親戚關系的宗族（Biradari）。

英國人通過《1900年土地轉讓法》，人為劃分了“農業(yè)部落”與“非農業(yè)部落”（如印度教商販、城市中產），非農業(yè)部落禁止購買農業(yè)部落的土地。這為特定的農業(yè)宗族打造了一個“保護罩”，進化為排他性的利益集團。

西北邊境（現(xiàn)開普省）情況最為特殊，普什圖人信奉普什圖瓦里，堅持兄弟均分土地和絕對平等，這天然抵制了大地主階層的形成。

盡管英國人試圖通過津貼扶持聽話的官方長老（Maliks）建立代理人統(tǒng)治，但在普什圖人“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國王”的文化下，這種嘗試未能建立起像信德或俾路支那樣穩(wěn)固的控制結構。

二、獨立后的變異

英國人走后，原有的權力階層并未發(fā)生實質性改變，這源于尷尬的人才真空。

長期的愚民政策，以及宗教保守勢力對現(xiàn)代教育的抵制，巴基斯坦本土極度缺乏律師、教師和記者等中產階級，更沒有像印度國大黨那樣深入基層的政黨組織。

國父阿里·真納和少數穆哈吉爾精英為贏得巴基斯坦，只能依賴在基層擁有絕對控制力的地主。這導致大量的旁遮普和信德地主從一開始就“帶資進組”，占據了統(tǒng)治階層和省議會的核心位置。

這些地主們獨立初期通過進入省議會，掌握了更可怕的武器，對警察的“非正式調動權”。地主作為省議員，可以決定當地警長的任命。于是，警察局政治取代了舊式家法。

后來上臺的阿尤布·汗和阿里·布托，為了鞏固自身權利，都需要地主的支持，這也導致二者的“土地改革”并不徹底，反而促成了一些地主權力的“現(xiàn)代化轉型”。

1959年，阿尤布·汗廢除了英國留下的《土地轉讓法》，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表面上看這是打破土地壟斷，但實際上，憑借英國殖民時期積累的先發(fā)優(yōu)勢，那些原本就富裕的宗族（如賈特人、阿賴人）利用手中的資本兼并了更多土地。

同時，在旁遮普文化中，土地被視為榮譽（Izzat），極少流向外人。于是，財富在宗族內部瘋狂滾雪球。

這些家族并沒有止步于農業(yè)，而是將土地資本投入到了工業(yè)中，轉型為農業(yè)-工業(yè)復合精英。他們既是地主，也是工廠主，更是政客。

相比之下，俾路支經歷的則是法律的失效。

1976年，阿里·布托通過了《廢除薩達爾制度法》（System of Sardari Abolition Act），試圖在法律上取消部落首領的特權。

但國家機器（警察/法院）根本進不去部落區(qū)。在缺乏國家治理真空地帶，薩達爾依然掌握著實際的暴力機器征召隊和司法解釋權部落法庭。法律雖然廢除了頭銜，但沒能廢除權力。

開普省有著傳統(tǒng)的地主（Khans）和強大的宗教領袖（Mullahs），但流動的經濟催生了第三股力量——商業(yè)新貴（Contractors）。

普什圖人憑借極強的外出闖蕩能力，積累了大量不依賴土地的財富。這批“暴發(fā)戶”回鄉(xiāng)后，通過“金錢換選票”的方式進入議會。這使得開普省成為了巴基斯坦唯一一個階層流動性尚存、政黨輪替頻繁的省份。

三、 齊亞哈克的“毒藥”

傳統(tǒng)權貴階層并非不可戰(zhàn)勝。1970年大選中，阿里布托領導的PPP橫掃旁遮普中部和北部地區(qū)，大量的中產階級（律師、醫(yī)生、工程師）甚至底層活動家，進入國民議會。

這批人本可以形成新的政治階層。

然而，這一進程被齊亞·哈克打斷了。1985年，為了防止PPP卷土重來，齊亞舉行“無黨派選舉”。他剝奪了政黨的選舉符號，選民退回到依靠關系投票。

結果，地主和部落首領憑借家族勢力卷土重來，重新占據了國民議會。

為了控制這群散沙般的獨立議員，時任總理居內久發(fā)明了一種維持忠誠的毒藥——“議員發(fā)展基金”。

國家直接給每個議員發(fā)放巨額資金，名義上是修路，實際上成了議員的私家金庫。議員利用這筆錢給親戚承包工程、給支持者修水管，以此建立私人的恩庇網絡。

這種“公款私用”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后果：政治資本被“私人化”了。

因為路是議員以個人名義修的，警察是議員靠個人面子搞定的，這種恩情和關系網只人，不認黨。當老議員退休時，只有他的兒子能繼承這份龐大的人情債和關系網。因此，議席變成了家族資產。

到了1988年恢復黨派選舉時，新來的挑戰(zhàn)者發(fā)現(xiàn)自己面臨著絕望的準入門檻。因為1985年選上的那批人，已經利用公款修了路，安插了親戚當警察。

這種游戲規(guī)則一旦確立，就停不下來了。后來的謝里夫、布托都需要拉攏這些自帶票倉的人（Electables），靠意識形態(tài)玩不轉了。

作為這種交易的潤滑劑，“議員發(fā)展資金”從未消失，而是換了多個馬甲，比如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計劃 (SDGs Achievement Programme/SAP)。

IMF 2025年治理與腐敗報告的批評，這種“自由裁量分配”至今仍是加劇不透明與腐敗的根源。

四、死循環(huán)

不過，地方權貴（宗族長、大地主、商人）和政黨的關系后來又發(fā)生了微妙變化。

地方權貴雖然在選區(qū)有影響力，但如果他們單干，充其量只是個無權的獨立議員。要想在國家層面分蛋糕，或者獲得更高級別的保護，必須掛靠大黨。

PML-N、PPP、PTI這種全國性政黨自帶政黨品牌（選民認黨不認人）、政黨機器支持（宣傳、組織、拉票），上臺后更容易分到部長、委員會主席等職位。

地主們需要向政黨繳納高額的“門票費”（Ticket Fees），換取當選后對警察局和行政機構的控制權。

這導致了一個死循環(huán)：

普通人付不起高昂的“門票費”，也無法提供“宗族選票”，永遠進不了核心權力圈子。而權貴家族因為有祖?zhèn)鞯馁Y本和票倉，實現(xiàn)了權力的代代相傳。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打工牛馬的狂想“2025年12月26日文章，原標題為《 巴基斯坦的社會階層為什么僵化了？ 》。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朱依林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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