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濤兄寄來新著《通寶中國》。他是歷史研究者和古幣收藏家，我卻是古代經濟史和錢幣研究的外行。但讀罷掩卷，還是決定冒昧寫點讀后感。

電視劇《雍正王朝》有個情節(jié)，官員孫嘉誠進諫反對老八主持發(fā)布的新錢，原因是改變了鑄幣時銅和鉛的比例，看上去很光鮮，但帶來更多金融風險。初看這段時不解，我以為鑄幣無非就是個工具，能流通就行。讀完《通寶中國》才明白鑄幣的諸多門道，所謂“祀與戎”的國家大事，核心仍然是錢，而錢的流通符號——錢幣，隱含著太多面子和里子的問題。

我們常常羞于談錢，但王朝最大的兩件事祭祀（合法性）和軍事（武裝力量），都需要大量的錢。商周時期，青銅器的鑄造往往代表權力、地位和與超自然溝通的能力，而這種高端鑄造能力，無異于當時的載人航天和芯片技術。開采，冶煉，雕刻，融鑄……一件青銅器的制造包含多項技術和藝術門檻，無不是以國力為基礎才能完成的。再到始皇帝的封禪，乃至宋真宗都要大搞“東封西祀”，每一次事關皇權合法性的形象工程，都伴隨著大量的資源投入。戰(zhàn)爭更是如此，“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武皇開邊，把文景的家底幾乎敗光。歷朝歷代的國防、征討、平叛都要大把花錢。因此，在古代中國，無論是不是喜歡大興土木花天酒地的昏君，國家都需要大量的財富來支撐合法性建設和軍事開銷。錢幣，便承擔起匯通天下、宣示皇權、汲取民力的重要手段。

由此，我們一方面能理解秦統(tǒng)一貨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從圍繞鑄幣的形制和金屬含量，來看古代帝王制造通貨膨脹的手段，以及民間與皇權在貨幣上的博弈。

我們如今對假幣深惡痛絕，隨著電子支付的普及，連假幣也逐漸銷聲匿跡。但古代中國歷史上的假幣，除了不法分子貪圖利益之外，也有民間的苦衷。比如明代以前，白銀沒有廣泛進入流通，銅幣幾乎是唯一的貨幣，皇帝鑄幣用料就大有講究，貨幣的材料價格高于幣值，百姓自然會囤積銅幣熔鑄成銅器才更值錢；如果貨幣的材料價格大大低于幣值，不用疑問，那就是皇帝在人為制造通貨膨脹。比如動不動制造“值百”“值千”的銅幣，但真收稅的時候又收面值更低的五銖錢。漢武帝征討匈奴的軍費，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三個方面：賣官、鹽鐵官營和濫發(fā)貨幣。拿到幣值虛高的大票，在實際交易中卻沒法按照幣值消費，造假幣就成了屢禁不絕的現(xiàn)象。

我們一直以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而自豪。殊不知交子的有效流通，只是誕生之初在四川地區(qū)，當時四川沒有足夠的銅來鑄造貨幣，一度使用鐵制貨幣，易生銹腐朽。加上蜀道之難，商人們便自發(fā)使用起紙質憑證，這才有了交子的誕生。朝廷看到交子的便利，便開始以國家的名義發(fā)行。但缺乏金融知識的宋廷，并不知道這玩意兒要有準備金，你發(fā)出去一千錢的紙幣，如果能隨時用紙幣兌換成一千錢，才能保證幣值的穩(wěn)定。沒有準備金，管發(fā)行不管兌換，結果就是交子真的變成一張紙，就是變成會子也沒能穩(wěn)定幣值。

從貨幣角度看，蒙元反倒是相對更有金融常識的那個，他們發(fā)行紙幣是有準備金的，因此也一度能穩(wěn)定幣值。不過隨著后期平叛和征伐的增加，朝廷終于沒能克制誘惑，動用準備金，貨幣開始進入致命的通膨階段。

明代初期，朱元璋的制度設計恨不得把經濟流動限制到死，都各安其位，最好不要流動和流通。這種違背經濟學原理的行為顯然不能長久，再加上明代中后期控制能力下降，越來越多的白銀流入中國，白銀在交易過程中逐步嶄露頭角。但白銀的難度在于確認純度和重量，書中就寫到，很多小說或影視劇里甩出一錠銀子馬上開始上菜的場景并不存在，店家要拿去專門確定銀子的成色，確定價值，稱重，再剪開、找零，這個過程聽著就麻煩。

晚清時，終歸是洋人的貨幣更標準化，鷹洋等銀幣越來越多進入流通領域。張之洞等倡導和落實了新幣改革，從鑄幣機到雕版工一應俱全，也制出了一些精美的樣品，但尚未來得及流通就被打斷，否則沒準能出一個廣泛流通的有皇帝頭像的銀幣。這個角色最終被袁世凱承接下來，北洋時期的“袁大頭”讓人印象深刻。

圍繞這些貨幣的歷史細節(jié)和脈絡，都能從《通寶中國》里找到。

錢幣，被刻上年號或頭像，便成為時代符號；材料和重量變化，又能成為皇權攫取的利器；紙幣、白銀與銀幣的流通，又是地方歷史地理與全球化進程的寫照。這“碎銀幾兩”是百姓生活的支柱，也是國家興旺的基石。怎么掙錢，怎么做錢，怎么花錢，恐怕是歷史對每個國家的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