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書先生=窮酸書生？這本百年前的私人賬冊告訴你，真相徹底反轉(zhuǎn)。

1911年，山西汾州一位塾師合上了他的賬本。宣統(tǒng)三年一整年，他凈賺153.7兩白銀——折算下來，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15.37萬人民幣。

更讓人羨慕的是，他吃飯由東家全包，洗衣縫補雇人代勞，閑時還能抽煙看戲、寄信會友。這份工作，放在清末，可以稱得上是體制外的最佳崗位了。

當(dāng)然，個人記賬難免有選擇性，這本賬本大概率只記了能見光的正式收入，像私下的人情饋贈、東家額外給的物資補貼，沒被記載的可能性不小，所以我們看這位塾師的真實收入，也得留幾分審慎。

在我們的印象里，古代塾師通常和“窮酸書生”綁在一起，可這位汾州的先生，卻顛覆了我的認知，他絕對算得上那個年代的中產(chǎn)階級，塾師里的佼佼者。

清末塾師群體的貧富差距，其實是非常大的。不同地區(qū)、不同東家給的待遇，完全是天差地別。

而在江南蘇州這樣的富庶地方，富商家庭請塾師，一年束修能給到200兩以上（約20萬人民幣），是縣太爺一年正俸（45兩）的幾倍；同樣是南方，偏遠山區(qū)就慘了，有的先生甚至要靠學(xué)生家長送的稻谷抵束修，一年收入不足30兩（約3萬人民幣）。

咱們這位《出入使費賬》的主人，在塾師里算得上拔尖的。宣統(tǒng)三年一整年，他的總收入足足有白銀153.7兩（約15.37萬人民幣）。

這分量有多足？看看就懂。

歷史學(xué)家張仲禮在《中國紳士的收入》中統(tǒng)計過（注：統(tǒng)計范圍為江南地區(qū)），19世紀后期普通塾師年均收入不足50兩（約5萬人民幣），有紳士身份的塾師平均也就100兩（約10萬人民幣），這位先生直接甩開平均線一大截。

更難得的是，他的收入來源不單一，不是靠死工資過日子。

修金占了七成多，是核心收入。正月到七月在臨縣坐館，月薪12兩白銀（約1.2萬人民幣），入賬 84 兩。十一月轉(zhuǎn)去交城教書，月薪降到10兩（約1萬人民幣），入賬 20 兩。再加上東家給的 12 兩滿年授課補貼，一年下來穩(wěn)穩(wěn)攢了 116 兩修金（約 11.6 萬人民幣）。

臨走時東家給的程敬（路費）有12兩（約1.2萬人民幣），返鄉(xiāng)雇騾車、沿路花費全夠了，最后還能剩下二兩多銀子。

還有友人格外關(guān)照，贈予的6兩白銀（約6000人民幣），這部分占總收入的3.9%。

這些銀錢加在一起，153.7兩白銀（約15.37萬人民幣）穩(wěn)穩(wěn)到手。要知道同期的山西舉人劉大鵬，早年束修也才100兩（約10萬人民幣），這位輾轉(zhuǎn)于臨縣與交城的先生，收入比舉人出身的教書先生還高出一截。

更讓人羨慕的是，他的收入幾乎都是凈收入。

在東家坐館教書，一日三餐全由東家包辦，不用自己掏一分錢買米買面，這就省下了最大的一筆開支。賬本里翻遍所有支出，都沒見著一筆膳食開銷。包吃包住還拿高薪，別說是百年前封建社會，即便是生產(chǎn)力發(fā)達的當(dāng)下，這待遇也超過絕大多數(shù)人了。

手里有了錢，日子自然過得有滋有味。這位先生的日常開銷，甚至能讓不少當(dāng)代人羨慕，放在那會兒絕對稱得上體面，沒有半點窮書生的窘迫。

他的日常支出涵蓋吃、穿、用、玩各個方面。買油買鹽、添置紙筆這些剛需開銷不需多言，有意思的是他的生活細節(jié)，處處透著精致與愜意，絕對超乎大家想象。

給家里寄錢、寄藥，他也出手闊綽。宣統(tǒng)三年一年，就通過平遙蔚泰厚票莊往老家匯了81.74兩白銀（約8.17萬人民幣），還5次給家里寄藥，買麗參、丸藥、臍風(fēng)散，光藥材和郵費就花了2.1兩白銀。

從他頻繁寄藥、大額匯錢的行為能推測出，家里或許有需要照料的妻兒或老人。這位在外教書的先生，卻能把家人的吃穿用度、生老病死安排得妥妥帖帖，這份底氣，全是銀子給的。

為啥他能比別的塾師掙得多、過得舒坦？其實說白了，關(guān)鍵就倆原因：有功名，在好地方遇好東家。

這兩點，還和清末“科舉廢除”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關(guān)。

更幸運的是，他總能遇到大方的東家。在臨縣坐館期滿返鄉(xiāng)，東家二話不說送12兩程敬，路費給得足足的；每月按時給月費，逢年過節(jié)必送節(jié)禮，從不虧待先生。

就連轉(zhuǎn)去交城教書，新東家也依舊厚待，月薪10兩一分不少，還管吃管住。對比那些摳門的東家，連節(jié)禮都舍不得給，這位先生的運氣，實在好得很。

和他同期的山西舉人劉大鵬也一樣，多的時候能拿到200千錢束修（折合白銀120多兩），靠的也是舉人功名加富商東家的加持。東家武仲衡是太谷巨商，不僅給足束修，還允許他帶外徒、讓兒子免費讀書，甚至專人伺候起居，待遇同樣優(yōu)厚。

所以，在清末科舉廢除后的過渡期，當(dāng)個塾師想掙大錢、過好日子，光會教書還不夠，得選個好地界，有功名傍身，還得遇上靠譜的東家，三者缺一不可。

這本《出入使費賬》里，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只有這位先生日復(fù)一日的收支記錄，卻比任何史書都鮮活。

它讓我們看清，百年前的教書先生，不全是“窮酸”的代名詞。有功名、有本事的人，哪怕處在科舉廢除的時代變動中，依舊能靠著一支筆、一張嘴，掙得體面生計，抽煙看戲、雇人洗衣，把日子過得有聲有色。

而那些落魄的塾師，終究是時代里的無奈者。沒功名、沒門路，空有一身才學(xué)，也只能困在一方私塾里，守著微薄的束修，熬著清貧的日子。

清末塾師的悲歡，從來都不相通。有人靠教書活出了體面，有人卻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再體面的生活，也繞不開這些瑣碎的破綻與縫補。合上賬本，一個百年前普通讀書人的溫?zé)崤c計較，就此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