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經歷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隊伍終于踏上了陜北的黃土地。

這支疲憊不堪的部隊本該是蔣介石眼中的甕中之鱉，畢竟陜北貧瘠荒涼，四面都是國民黨的地盤。

奇怪的是，紅軍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在這片看似絕境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一待就是十幾年，最終發(fā)展壯大到能夠奪取全國政權。

這背后到底藏著什么秘密？為什么偏偏是陜北成了紅軍的救命之地？

紅軍剛到陜北的時候，蔣介石可是下了狠心要把這支隊伍徹底消滅。

他調集了幾十萬大軍，把陜北圍得水泄不通。

表面上看，這陣勢足夠嚇人，可實際情況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負責圍剿的主要有兩支部隊，一支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另一支是楊虎城的十七路軍。

這兩支隊伍表面上聽蔣介石的命令，實際上心里各有各的盤算。

張學良的東北軍本來在東北過得好好的，結果日本人1931年占了東北，他帶著幾十萬人馬撤到了關內。

這些東北軍將士天天想的就是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

現在讓他們跟紅軍死磕，他們心里一百個不樂意。

打紅軍能打回東北去嗎？不能。

那為什么要拼命？

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情況也差不多。

楊虎城是陜西本地人，他的部隊在陜西經營多年，地盤就這么大，人手就這么多。

要是跟紅軍打得兩敗俱傷，最后便宜的還不是蔣介石？楊虎城可不傻，他知道蔣介石名義上讓他們圍剿紅軍，實際上是想借紅軍的手削弱他們的實力。

這種微妙的局面給了紅軍寶貴的生存空間。

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打仗的時候經常磨磨蹭蹭，能拖就拖，能放水就放水。

有時候紅軍主動出擊，他們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撤了。

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倒是想認真打，可人家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在前面擋著，他們也插不進手。

就這樣，紅軍在各方勢力的縫隙中活了下來。

到了1936年底，張學良和楊虎城干脆來了個大動作，直接在西安把蔣介石給扣了。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這一扣不要緊，國共兩黨被迫坐下來談判，紅軍的處境一下子從絕境變成了相對安全的狀態(tài)。

張學良為這次行動付出了慘重代價，他從1936年被軟禁，一直到1990年才恢復自由，整整被關了54年。

2001年，這位曾經叱咤風云的少帥在美國去世，終年101歲。

楊虎城的下場更慘，1949年解放戰(zhàn)爭勝利前夕，他在重慶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紅軍在其他地方搞土地革命，經常是直接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

這個做法在南方還行，可到了陜北就不靈了。

陜北本來就窮，地主手里也沒多少油水可榨。

要是把地主斗倒了，整個地方的經濟秩序都得亂套。

紅軍到陜北后很快就摸清了這個情況，改變了策略。

他們不搞激烈的土地革命，改成了減租減息。

地主的土地還是地主的，佃農還是得租地種，不過租子得減少，借錢的利息也得降下來。

這個政策一出來，地主雖然不太高興，但還能接受，畢竟沒動他們的根本。

農民呢，負擔減輕了，日子好過了一些，對紅軍自然有了好感。

陜北還住著不少回族群眾。

紅軍對待這些少數民族特別注意，嚴格要求部隊尊重人家的風俗習慣。

回族不吃豬肉，紅軍就絕對不在回民面前提豬肉的事。

回族做禮拜，紅軍不但不干涉，還派人保護清真寺。

這些看起來是小事，可在老百姓心里分量很重。

有了老百姓的支持，紅軍在陜北就如魚得水了。

國民黨的部隊來了，老百姓給紅軍通風報信。

紅軍缺糧缺物資，老百姓勒緊褲腰帶也要接濟。

這種軍民關系，是再多的槍炮也打不垮的。

陜北這個地方，說實話真不是什么好地方。

黃土高原到處是溝溝坎坎，交通極其不便。

下雨的時候道路泥濘，大軍根本沒法行進。

不下雨的時候黃沙漫天，走幾步就得歇一歇。

對于想要過舒服日子的人來說，這里簡直是苦海。

可對于需要藏身之地的紅軍來說，這里簡直是天賜的寶地。

陜北的東邊和南邊是黃河，這條大河把陜北和其他地區(qū)隔開了。

黃河水流湍急，河面寬闊，想要大規(guī)模渡河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國民黨的部隊要進攻陜北，得先解決過河的問題。

架橋？費時費力。

坐船？船不夠，而且容易被對岸的紅軍打靶。

這條黃河，成了紅軍的第一道防線。

陜北的北邊是毛烏素沙漠，再往北就是內蒙古。

沙漠地帶人煙稀少，補給困難，大軍想要從北邊包抄陜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

西邊雖然地勢相對平緩一些，可那邊是寧夏和甘肅，都是軍閥的地盤，這些軍閥跟蔣介石也不是一條心。

這種四面環(huán)山、三面臨河的地形，讓陜北成了一個天然的堡壘。

國民黨的幾十萬大軍雖然把陜北圍住了，可真想打進來，難度大得驚人。

攻進來容易，想要徹底占領和控制，那得付出巨大的代價。

蔣介石盤算來盤算去，覺得不劃算，也就沒有下狠心打一場決戰(zhàn)。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全國上下都在喊抗日。

國民黨嘴上喊得響，實際行動卻不怎么樣。

紅軍在陜北高舉抗日救國的大旗，這個旗號一打出來，效果立竿見影。

全國各地的熱血青年聽說延安在搞抗日，紛紛想辦法往陜北跑。

這些人里面有學生，有工人，有知識分子，還有不少國民黨那邊的軍人。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國民黨的封鎖線，就為了到延安參加抗日。

紅軍在延安辦起了抗日軍政大學和陜北公學，專門培養(yǎng)抗日干部。

這批人才后來成了紅軍隊伍的中堅力量，大大提升了整支隊伍的素質。

1937年，紅軍正式改編成八路軍，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

這個改編看起來是妥協，實際上卻讓紅軍獲得了合法地位。

八路軍打日本人，國民黨總不能再圍剿了吧？這一招釜底抽薪，徹底解除了紅軍被圍剿的危險。

有了抗日這個正當理由，有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輸入，紅軍在陜北的根基越扎越深。

隊伍的戰(zhàn)斗力和組織能力都上了一個大臺階。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冒著風險進入了陜北根據地。

他在延安待了好幾個月，采訪了紅軍的領導人，實地考察了根據地的情況。

回去以后，斯諾寫了大量報道，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紅軍的真實面貌。

這些報道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反響。

原來在很多外國人眼里，中國紅軍是一群土匪強盜，是暴亂分子。

斯諾的報道讓他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畫面：這是一支有理想有紀律的隊伍，他們的目標是抗日救國，他們跟老百姓的關系非常好。

國際輿論的轉變給蔣介石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

他本來想把紅軍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匪徒，這樣圍剿起來才名正言順。

結果國際社會不這么看，很多外國媒體和政界人士反而對紅軍表示同情和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要是繼續(xù)大規(guī)模圍剿紅軍，在國際上會很難看。

這些國際報道還起到了另一個作用：讓更多的中國知識分子了解了陜北的真實情況。

國民黨控制的報紙?zhí)焯炝R紅軍，可外國記者的報道卻說紅軍好話。

到底誰說的是真的？不少人開始懷疑，開始獨立思考。

這種思想上的松動，對國民黨的統治是個不小的打擊。

陜北本來就窮，紅軍一來，幾萬張嘴要吃飯，壓力可想而知。

國民黨還實行經濟封鎖，不許外面的物資運進陜北，想把紅軍困死在這里。

紅軍沒有坐以待斃。

他們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在陜北搞起了大生產運動。

當官的不能只坐辦公室，得下地干活。

士兵不能只練兵打仗，農忙時節(jié)得幫老百姓收莊稼。

機關單位自己開荒種地，能種多少是多少。

部隊還辦起了工廠和作坊。

沒有布，就自己紡線織布。

沒有鞋，就自己做草鞋布鞋。

沒有武器彈藥，就想辦法修理舊的，實在不行就造土槍土炮。

這些東西質量可能不怎么樣，可總比沒有強。

最神奇的是，陜北居然還搞起了石油開采。

延安附近有油田，紅軍組織人員打井采油，煉出來的石油雖然質量一般，可用來點燈、做燃料還是夠的。

這在當時簡直是個奇跡，一支被圍困的軍隊居然還能開采石油。

靠著這種自力更生的精神，紅軍在陜北不但沒有餓死，反而活得越來越滋潤。

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陜北根據地已經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形同虛設。

紅軍能到陜北，還得感謝一個人，那就是劉志丹。

這位陜北本地的革命者，早在紅軍長征之前就在陜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雖然這個根據地規(guī)模不大，力量也不強，可它的存在意義重大。

劉志丹在陜北打游擊多年，對這里的地形、民情了如指掌。

他建立的這個小根據地，給了長征到來的紅軍一個現成的落腳點。

要是沒有這個根據地，紅軍到了陜北就得從零開始，那可就麻煩大了。

長征的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后，很快就跟劉志丹領導的紅十五軍團會師了。

兩支隊伍合在一起，力量大增。

本地的紅軍熟悉情況，外來的紅軍有豐富的戰(zhàn)斗經驗，互相配合，如虎添翼。

蔣介石派了胡宗南率領大軍追擊紅軍，想趁紅軍立足未穩(wěn)把他們消滅。

可有了劉志丹這支本地部隊的配合，紅軍對地形地貌一清二楚，反而把胡宗南的部隊打得夠嗆。

幾次戰(zhàn)斗下來，胡宗南不敢輕易進攻了，紅軍得以站穩(wěn)腳跟。

紅軍在陜北站穩(wěn)腳跟，絕不是什么神話或者奇跡，而是多種現實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敵人內部各懷心思不愿拼命，靈活的政策贏得了民心，險要的地形提供了天然屏障，抗日的旗號吸引了人才，國際輿論減輕了壓力，自力更生解決了生存問題。

這六個原因缺一不可，共同造就了陜北根據地的存在。

歷史證明，只要抓住了時機，善于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再困難的局面也能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