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宏編《永樂大典》的漂泊沉浮

王 紅

浩如煙海的中華文化典籍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博大、最宏偉的寶藏之一。成書于明永樂六年(1408)的《永樂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收錄了先秦至明初的各類典籍七八千種,是我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類書,堪稱“典籍淵藪”。然而《大典》正本至今下落不明,副本亦命運多舛、屢遭劫難。乾隆皇帝曾作詩:“大典猶看永樂傳,搜羅頗見費心堅。兼及釋道欠精核,久閱滄桑惜弗全。”流露出深深的感慨與遺憾。而這又何嘗不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遺憾呢!那么,《大典》究竟是怎樣一部著作,為何未能保全,如今又歸于何處?

問世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書庶吉士解縉呈《大庖西室封事》給明太祖朱元璋,其中寫道:“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墩f苑》出于劉向,多戰(zhàn)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zhí)筆隨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當時,整個社會的統(tǒng)治思想尚未確立,明太祖也只是以佛、道經典或雜書為個人的讀書書目,而這些書在內容和編纂方面存在諸多弊病。為此,解縉提出召集一些儒士編一部新類書的想法,以便檢閱。但彼時事務繁多,修書之事未能啟動。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曾詔侍讀唐愚士等人編輯“經史百家之言為《類要》”,后因明太祖駕崩未能完成。

永樂元年(1403),登基不久的明成祖朱棣為籠絡士人,消除“靖難之役”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氣,下詔編纂一部大型類書,并交代了編纂宗旨:“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tǒng)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韻府群玉》)《回溪》(《回溪史韻》)二書,事雖有統(tǒng)而采摘不廣,記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y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薄拔銋捄品薄?就是要匯集齊全,收錄不怕書多。

明成祖看解縉才高可用,而且以前有過相關建議和打算,便命他負責編纂這部大型類書。解縉很快就召集了胡廣、楊士奇、胡儼等147位儒生,開始了編纂工作。次年11月編成進上,成祖看后賜名《文獻大成》。但仔細翻閱后,明成祖認為“所纂尚多未備”,過于簡單,于是在永樂三年(1405)命人重修。

此次重修,明成祖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及解縉總其事,又命翰林學士王景等5人為總裁,翰林院侍講鄒輯等20人為副總裁,命禮部挑選中外官員和宿學老儒充任纂修,讓國子監(jiān)和各府、州、縣學中善書的生員任繕寫,上至在朝官員,下至民間布衣,會集了各方才杰2169人。解縉是“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姚廣孝14歲出家為僧,為朱棣心腹謀士。他上朝時著朝服,退朝后仍換回僧衣,輔佐朝政,不貪功祿,人稱“黑衣宰相”。布衣受召的陳濟,博學強記,經史百家無不貫通,尤愛藏書,有“兩腳書櫥”的美譽,為五總裁之一,甚至被命為都總裁、監(jiān)修官,可見其貢獻之大。參與編修的王恭也是一介寒儒,經常在山中采樵,自稱“皆山樵者”,受人推薦參與此事,竣工后被授翰林典籍,但不久就辭官回鄉(xiāng)。解縉稱贊他“布衣蕭然,不慕寵榮,比之朝陽鳳鳴”。

原始圖書充備,是修書的資料前提。編修《大典》的地點在明宮中文淵閣,其豐富的藏書為編撰人員的博取廣收提供了方便。然而經過戰(zhàn)亂兵燹和朝代更迭,官方圖書資料損失很大,所以朝廷曾下令征書。光祿寺為編修人員提供早晚膳食。

經過2000余文士長達3年的努力,全書于永樂五年(1407)定稿,姚廣孝等向明成祖進《重修文獻大成》。明成祖大喜,賜名《永樂大典》,并親制序文,其中寫道:“朕嗣承鴻基,思纘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tǒng)之制作,所以齊政事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钡V孝進呈的是定稿,而非裝幀好的成品。永樂六年(1408),朝廷又征召了一批繕寫人員和畫師進行清抄。直到永樂六年(1408)冬,《大典》才完全成書。

《大典》共22937卷(含目錄與凡例60卷),分裝11095冊。作為皇室“御用書”,《大典》自是“樣貌不凡”,極具皇家富貴氣息:用明黃絲絹包面,書衣用多層宣紙硬裱,包背裝;開本闊大,高50.4厘米,寬30厘米;版框尺寸高35.3厘米,寬23.6厘米;每冊約50葉,大多兩卷一冊,也有一卷一冊或三卷一冊的。

《永樂大典》內頁

《大典》采收歷代文獻七八千種之多,上自先秦,下至明初,基本實現了明成祖將諸子百家“備輯為一書”的目標。所載古籍內容以句、段、篇甚至全書的形式直錄原文,不更改一字,因此保留了許多珍貴古籍文獻的文本原貌。值得一提的是,《大典》所收古書,除了封建正統(tǒng)學派的著作外,還包括大量對民生日用十分有益的關于農業(yè)、手工業(yè)、科技、醫(yī)學等方面的書籍。如《大典》屢引《汜勝之書》和《齊民要術》,其“二十九尤”韻的“油”字內,收有大量關于古代各種油質及其制法、用途的材料;其“戲”字韻下,包括《小孫屠》《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等戲文,是研究古代戲曲的寶貴參考資料。由于它收羅宏富,明初以前的文獻多賴此書得以保存。清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從《大典》中輯出佚書500余種,其保存文獻資料的巨大價值可見一斑。直到今天,《永樂大典》作為輯佚的淵藪,還發(fā)揮著巨大作用。

在編纂體例上,《大典》也進行了較大改進,“以韻統(tǒng)字,以字系事”。所謂“以韻統(tǒng)字”,即以《洪武正韻》的順序排列各韻部,韻部下收錄該韻的各字?！耙宰窒凳隆?即將相關內容載在該字之下。為了便于檢索,又對每個韻目都先注音后釋文,然后附列該字從鐘鼎文到行草的各種寫法。這種編纂方法吸取了韻書以韻檢字的優(yōu)點,克服了此前類書單純分類造成檢索不便的弊病。

全書約3.7億字,正文都是書手們用明代官用楷書“臺閣體”一筆一畫抄寫的,行字整齊,烏黑端正,大小一致。邊框、行線、引用書名、書口文字,以及斷句用的小圓圈,概用紅色,格外醒目。為便于理解,《大典》還加入了多張插圖,包括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官室建筑、園藝花木、山川地圖等。這些插圖由明初畫家所繪,或臨摹宋元舊本,全部采用傳統(tǒng)勾線技法,生動逼真,工致精美,在繪畫史、書籍插圖史等方面有很高的價值。《大典》謄寫均用徽墨,以黃山松煙加多種配料制成,濕潤有光,古香古色。朱墨則以朱砂礦物質制成,經久不褪色。所用紙是以為構樹皮和嫩竹為主原料的混料紙,厚度約0.12毫米,紙質瑩白柔韌,是書寫的極佳用紙。

書厄

《大典》編成后只抄了一部(即正本),本打算刻板印行,但因工程太大沒有實行。正本被藏于南京文淵閣,原稿本的下落則難以考證。永樂十九年(1421),明成祖遷都北京,特別諭令將南京文淵閣的藏書運至北京收藏,《大典》也在其中。成書后,《大典》深藏禁中秘府,明成祖翻閱并不多。反而是明朝的另一位皇帝對其情有獨鐘,視若珍寶,這就是被人稱為“昏庸皇帝”的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他的案頭常置一二帙,以便隨時翻閱。

因為《大典》簡帙浩大,更無副本,為防止將來有遺缺,明世宗曾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命重錄一本,只不過當時未能立即進行。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宮發(fā)生大火,世宗忙命人搶運出《大典》。嘉靖四十一年(1562),禁中再次失火,為防不測,世宗命人重抄《大典》。大學士徐階、高拱等召集抄書生109人,日抄3頁,“如遇差錯,發(fā)與另寫,不拘一次二次”。至隆慶元年(1567)完成重錄工作,藏于皇史宬,此即《大典》副本。這之后,正本下落不明。世人對正本下落主要有以下幾種猜測。

一是“陪葬說”,認為正本陪葬于嘉靖皇帝永陵。首提這種說法的是中華書局的張忱石先生,后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欒貴明先生力主其說,理由是副本重抄完成時間與嘉靖皇帝葬期相隔不遠,且嘉靖皇帝生前視《永樂大典》為至寶,死后隨葬可能是早已做好的安排。二是“萬歷焚毀說”。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六月,北京紫禁城大火,皇極、建極、中極三殿被焚。明末清初學者談遷、方中履認為,正本毀于此次大火。三是藏于皇史宬夾壁?；适穼k東西墻厚3.45米,南北墻厚6.17米,因而有人推測其中另有夾墻,存有《大典》正本。但皇史宬是專仿古代“石室金匱”之意修建的皇家檔案庫,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其墻厚是為了堅固及防水火,并非專為藏《大典》之用。況且,從收藏的穩(wěn)妥與安全角度考慮,《大典》副本在重錄完成后入藏皇史宬,很小概率會再把正本藏在同一處所。四是毀于清乾清宮大火。1644年,李自成于山海關敗歸,下令撤出北京,并燒毀皇宮,僅武英殿幸存,《大典》正本若存放于皇宮之中,可能毀于戰(zhàn)火。

《大典》正本下落不明,副本也屢遭厄運,流離失散。

副本錄完后,藏于皇史宬。雍正初年(1723),副本由皇史宬移置翰林院敬一亭。但由于長期失于管理,副本逐漸流散。移至翰林院時,副本已“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存二萬四百七十三卷,為冊九千八百八十一”。清康熙以來,一些官員利用《大典》裒輯佚文,部分官員趁機偷書,副本隨之流失。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編修《四庫全書》,需要用嘉靖副本做參考。此時,人們驚訝地發(fā)現,《大典》居然缺失了2422卷,共計千余冊,只留下9000多冊。鑒于其時《大典》已遺失不少,乾隆遂下旨對遺失的《大典》展開查找:“聞此書,當時在內閣收存時,即有遺失,似系康熙年間開館修書,總裁官等取出查閱未經繳回。彼時如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等皆在書局最久,其家或尚有存留此書剩本,亦未可定。著高晉、三寶札知各本籍地方官,令向各家,一為訪問。倘果有其書,無論本數多寡,即為繳出送京?！只虼藭鴦e經流播,因而散落人間,以及書賈坊林視為前朝舊書轉相售易,亦屬事理所有,并著高晉等留心體訪,如見有此書,即官為收買繳送?！?/p>

嘉慶二十年(1815),曾對《大典》副本作過清點,與乾隆時所存之數一樣。道光年間,副本仍藏于翰林院敬一亭,但已束之高閣,無人問津,任由蟲咬鼠嚙。

《永樂大典》內頁插圖

自咸豐十年(1860)起,《大典》開始較大規(guī)模地散出。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瘋狂搶奪戰(zhàn)利品,大量《大典》因此被劫往歐洲。后來黃公度出使英法,王頌蔚臨別贈詩:“《大典》圖書淵,漁獵資來學。歲久漸淪蕪,往往山巖伏。頗聞倫敦城,稿尚盈兩屋。愿君勤搜訪,寄我采遺目?！毕ＭS公度出使期間,能搜求《大典》回國。

除被劫掠外,利欲熏心的官吏監(jiān)守自盜,也是《大典》流失的重要原因。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三)中記錄了偷盜者的伎倆:“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棉馬褂,約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間出院,將馬褂加穿于身,偷《永樂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內而出也?！惫賳T盜竊《大典》,極少數是為了保護傳承,大多數是為了交易牟利,被盜走的《大典》多被售予各國使節(jié)、書肆和文人。光緒元年(1875),《大典》副本剩下不及5000冊;光緒二年(1876),只剩3000冊;到了光緒十二年(1886),僅剩900余冊。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清軍和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qū)。為了攻擊使館,采用火攻之術,作為英國使館北面屏障的翰林院被焚。為了免于被“火燒連營”,英使館中的人員奮力撲火。當然,順手牽羊者也不在少數。當時任英使館官員的威爾在《庚子使館被圍記》中寫道:“其在使館中研究中國文學者,見寶貴之書如此之多,皆在平時所決不能見者,心不能忍,皆欲揀選抱歸,自火光中覓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為水手所阻,奉有嚴令,不許劫掠書籍。蓋此等書籍有與黃金等價者。然有數人仍陰竊之?！绷私庵袊幕呱钪@些書籍的價值,趁亂將其搶走私藏。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時任《泰晤士報》記者、后來做過袁世凱政治顧問的喬治·莫理循。田仲一成在《日本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過程》中記載:“世界最古老的翰林院圖書館也燒落了。……此時,服部宇之吉看到幾百冊《永樂大典》積累在書架上?！⒖谈毡疚牟渴∨汕驳牧魧W生狩野直喜博士,東京每日報紙?zhí)嘏蓡T古城貞吉等一起,奔馳到翰林院書架,各自帶著幾本,搬到英國公使館。”據估計,莫理循至少藏有14冊《永樂大典》,后來多被收藏在“莫理循文庫”(“東洋文庫”的前身)。8月,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竟用質地厚實的《大典》代替磚頭,修筑防御工事,甚至用來墊馬槽,或作為“上馬石”。當侵略者的炮車陷入泥濘時,竟用《大典》墊道?！洞蟮洹吩僭鈿摹?/p>

宣統(tǒng)元年(1909),清點翰林院殘存《大典》,僅剩64冊,被翰林院掌院學士陸潤庠運回府中。

1914年,藏書家董康又攜帶17冊《大典》東渡日本販賣,其中10冊轉讓給書商田中慶太郎,7冊出售給日本公私藏家。1943年,日本東洋文庫得知“江南四大藏書樓”之一的嘉業(yè)堂有49冊《大典》要出售,他們資金有限,難以買下,便聯合財力充裕的大連“滿鐵”圖書館的松岡洋右購買。因此,這一批《大典》得以入藏大連圖書館,直到1945年大連被蘇聯紅軍占領后,被運往蘇聯。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美國通過其在燕京大學的代理人,從該校圖書館取走該館僅藏的一冊《大典》。

如此種種,《大典》在暗偷明搶、巧取豪奪之下,幾乎喪失殆盡。殘存的有一些也遠離祖國,流散到異域遠邦。

搜求與回歸

宣統(tǒng)元年(1909),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領銜上奏朝廷,請建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作為未來京圖正式成立后基礎典藏的請求,他說:“再查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在乾隆年間已多殘缺,庚子以來,散佚尤甚,今所存者,僅數十百冊,而其中尚多希見之書。又查內閣所藏書籍甚伙……擬請飭下內閣、翰林院,將前項書籍,無論完缺破碎,一并移送臣部,發(fā)交圖書館,妥慎儲藏。”朝廷下旨準行。1909年8月5日,清學部奏請將內閣、翰林院僅存64冊《大典》移送京師圖書館,但因各種原因,手續(xù)未能馬上辦理。

中華民國成立后,京師圖書館歸教育部轄屬。1912年,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請到教育部工作。在擔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時,他多次以教育部的名義,征集歷史文獻,入藏京師圖書館。在魯迅的建議奔走下,《大典》殘本從陸潤庠府中取出,除留置4冊在教育部圖書室向公眾展示之外,其余60冊全數送往京師圖書館。后來展示4冊也送歸京師圖書館。至此,終于實現了張之洞奏請將翰林院舊藏《大典》撥交京圖存藏的初衷。

北平圖書館館長、版本目錄學家袁同禮作為調查《大典》現存卷目第一人,功不可沒。他于1920—1939年間游歷各國,遍訪各大圖書館,先后查訪到300余冊存世《大典》,約占目前所知《大典》冊數的四分之三。1933年,日軍進犯華北,北平告急。北平圖書館從書庫中精選出包括《大典》在內的古籍珍本6萬余冊,打包裝箱,運往上海法租界公共倉庫。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上海淪陷,北平圖書館存放在上海的古籍安全遭到威脅。袁同禮和上海辦事處錢存訓,通過駐美國使館與美國聯系,決定將這批善本再做挑選,之后運往美國寄存。選取的善本中就包括62冊《大典》。1941年,這些善本分裝102箱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65年,這批珍貴善本被轉運至臺灣,先存“中央圖書館”,現暫存臺北故宮博物院。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加強了對《大典》的搜求。

著名的藏書家、目錄學家鄭振鐸曾任中央文物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領導全國文物保護和圖書館事業(yè),對《大典》等文物古籍的搜集整理極為關心,對推動新中國成立之初各界獻書獻寶熱潮起了重要作用。1951年,張元濟代表商務印書館,通過鄭振鐸將涵芬樓舊藏《大典》殘本21冊,捐贈北京圖書館。同年,天津著名藏書家周叔弢也將家藏的一冊《大典》無償捐獻給國家,并致信北京圖書館,表達自己化私為公的心愿:“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蓖?月,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圖書館向我國歸還被掠奪去的《大典》殘本,由鄭振鐸經手接受并轉撥北京圖書館收藏。1951年8月,在鄭振鐸等人的策劃下,北京圖書館舉辦了一場《永樂大典》展覽,在20天的正式展期中,有8000多人一睹《永樂大典》。

商務印書館捐贈《永樂大典》褒獎狀

1954年,蘇聯列寧圖書館又把原藏于“滿鐵”圖書館的52冊《大典》送還我國。1955年,德國把原收藏在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的3冊《大典》送還中國。1956年,北京琉璃廠藻玉堂書店出售給北京圖書館1冊。1958年,蘇聯海參崴大學移贈,經中國科學院歸還一冊。同年4月11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梁思莊、耿濟安將4冊《大典》送交北京圖書館收藏。20世紀60年代,在我國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總理特批?？?從香港藏書家陳清華手中購回了一批珍貴古籍,其中就包括有4冊《大典》。1962年,收藏家鐘毅弘通過廣東省博物館移贈3冊。1965年,趙萬里捐出所藏2冊《大典》……

2020年7月7日,在法國博桑·勒費福爾拍賣行舉行的亞洲藝術品拍賣會上,2冊罕見的《大典》(卷2268—2269,卷7391—7392)現身,并被國內私人藏家以約6500萬元的價格拍得,引發(fā)國內外關注。

截至目前,《大典》副本僅發(fā)現400余冊、800余卷及部分零葉存世,總數不及原書的4%,分散于8個國家和地區(qū)的30多個公私藏家手中。其中,中國241冊,日本60冊,美國53冊,英國51冊,德國5冊,愛爾蘭3冊,越南4冊。中國國家圖書館共收藏有《大典》224冊,占存世《大典》的一半以上,其中國立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藏62冊暫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队罉反蟮洹愤@樣一部曠世巨作,歷經歲月滄海,漂泊沉浮,令人唏噓。而每一冊《大典》的回歸,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事。筆者也相信,世上仍應有一些《大典》殘卷未公之于眾,等待著被找到并帶回家。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

作者:王 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