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籃橋監(jiān)獄里的“漢奸少將”，受刑時死不開口，因為腰里揣著延安那五個字的絕密指令

1946年3月，隨著那個叫戴笠的“特務王”摔死在岱山，上海灘的天瞬間變了。

提籃橋監(jiān)獄里，老虎凳、辣椒水輪番伺候，國民黨特務們正往死里折磨一個中年人。

這人前幾天還是軍統(tǒng)局上海二站的少將組長，但這會兒已經被新上任的毛人鳳打成了“漢奸余孽”。

特務們下手極狠，就想撬開他的嘴，讓他承認自己是混進來的異類。

但審訊的人打死也想不到，眼前這個被折磨得血肉模糊的男人，不僅是戴笠生前親自點將的情報干才，更是一個已經在敵營核心潛伏了整整15年的中共特工。

最讓人脊背發(fā)涼的是，就在幾年前，當他因為在汪偽政府里官做得太大而嚇得睡不著覺時，延安方面給他的密令居然只有五個字：“大膽往上爬?！?/p>

這人叫李時雨。

說實話，在那個年代的諜戰(zhàn)圈子里，他絕對是個異數(shù)。

別人的潛伏是當個小職員、發(fā)個報，稍微有點動靜就得撤。

李時雨倒好，他的潛伏生涯簡直就是一場名為“步步高升”的職場真人秀。

從東北軍的小辦事員，混到汪偽政府的立法委員、少將，最后還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軍統(tǒng)的高層。

這劇情，電視劇都不敢這么拍。

把時間倒回到1931年，那時候李時雨還是個北京法政大學的高材生。

這就注定了，李時雨走的是一條高端的“技術流”路子。

1934年，他靠著同鄉(xiāng)關系混進了東北軍，這還只是熱身。

真正的高端局是他在天津的那段日子。

那時候天津淪陷，日本人和偽政權急著裝門面，搞所謂“法治”。

李時雨靠著老同事推薦，直接干到了天津地方法院的檢察官。

這職位有多香？

手里握著能穿越日軍封鎖線的特別通行證。

一般人拿這證件也就倒騰點煙土、棉紗發(fā)點橫財，李時雨卻干了件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的事兒——他開著檢察院的公車，把延安急缺的一整套大功率無線電臺設備，大搖大擺地運出了戒備森嚴的天津城。

那一幕現(xiàn)在的電影都拍不出來：車窗外是荷槍實彈的日軍崗哨，看到這輛掛著“檢察院”牌照的車，鬼子不僅不敢查，還得立正敬禮。

李時雨手握方向盤，手心全是汗，臉上卻還得端著那股子官威。

這一手，就是典型的燈下黑，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

但這還不是最驚險的。

1939年，汪精衛(wèi)投敵，在南京搞偽國民政府。

那邊的漢奸大頭目陳公博急缺懂法律的人才。

李時雨作為“青年才俊”被推了上去。

在一次法律草案會上，李時雨一眼看出了條款里的邏輯漏洞，那份專業(yè)勁兒瞬間把陳公博給鎮(zhèn)住了。

從此，李時雨就像坐了火箭。

職位一路飆升，最后竟然當上了汪偽政府的“立法委員”，肩膀上還掛了少將軍銜。

大家腦補一下那個畫面：白天，他穿著筆挺的軍服，跟陳公博、周佛海這些大漢奸推杯換盞，在那指點江山；晚上回到家，關上門，他卻得面對巨大的心理煎熬。

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戳著脊梁骨罵他是“漢奸”，這種滋味，真不是人受的。

他徹底慌了，這官當?shù)锰罅?，大到讓他覺得隨時都會暴露。

于是他冒死給北方局發(fā)了封急電，意思很明確：首長，我現(xiàn)在位置太顯眼了，是不是該撤了？

沒過多久，組織的回復來了。

沒有安慰，沒有解釋，只有那句斬釘截鐵的命令：

“為了獲取更有價值的情報，要大膽往上爬，官做得越大越好！”

這五個字，直接把李時雨的任督二脈給打通了。

他明白了，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zhàn)場上，他的“官位”就是最好的防彈衣，他的“權勢”就是刺向敵人心臟的匕首。

既然組織讓爬，那就爬到頂！

李時雨徹底放飛了自我。

他利用“立法委員”的身份，參加了汪偽政府幾乎所有的核心會議。

日軍的“清鄉(xiāng)”計劃、偽軍的兵力部署，甚至連國民黨軍統(tǒng)策反偽軍的黑名單，都被他源源不斷地送到了延安。

毛主席在延安看到的很多關于日偽高層的絕密情報，其實就是出自這位“漢奸少將”的手筆。

更絕的還在后頭。

1945年日本投降，汪偽倒臺。

按理說，李時雨這種“大漢奸”該被清算了吧？

結果呢，劇情來了個神反轉。

當時戴笠急著接收汪偽的資產和特務網(wǎng)絡，親自飛到上海收編人才。

李時雨利用自己在偽政府積累的人脈，把自己包裝成了一個“為了生存身不由己”、但手里掌握著上海黑白兩道資源的能人。

戴笠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太需要這種人了。

于是，昨天還是人人喊打的偽少將，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軍統(tǒng)局上海二站的組長，專門負責肅奸。

這簡直是黑色幽默的巔峰——共產黨的情報員，頂著前漢奸的帽子，在國民黨的特務窩子里抓漢奸。

利用這個職務，李時雨不僅保護了一大批地下黨同志，還把國民黨準備發(fā)動內戰(zhàn)的兵力部署摸了個底掉。

可惜，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戴笠一死，毛人鳳搞內部清洗，李時雨因為歷史背景太復雜，還是被扔進了提籃橋監(jiān)獄。

在長達兩年的關押里，特務們用盡了手段。

但李時雨心里清楚，他們手里沒實錘，全是猜測。

只要自己咬死不松口，只承認是為了貪圖富貴在偽政府混飯吃，絕不承認跟共產黨有半毛錢關系，就有活路。

在獄中，他每天背《道德經》，給獄友講法律段子，把自己偽裝成一個看破紅塵的舊官僚。

這種極深的城府，硬是把軍統(tǒng)那幫老狐貍給騙了。

1949年初，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李時雨被以“證據(jù)不足”為由釋放。

出獄后的他并沒有馬上跑，而是繼續(xù)在上海利用舊關系策反國民黨高官，直到最后時刻才在組織掩護下轉移。

1949年的春天，當李時雨站在北平，向黨組織報到并喊出“歸隊”二字時，他已經離開組織核心整整15年了。

這15年，他背負著洗不清的罵名，在三個死敵陣營里如履薄冰。

如果沒有那句“大膽往上爬”的信任，常人早就瘋了。

1999年，91歲的李時雨在北京病逝。

直到閉眼前，他還總跟子女念叨那句改變他一生的五個字。

墓碑上沒刻什么將軍頭銜，就名字和生卒年，干干凈凈。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