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冬的成都街頭，一家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香煙鋪前，三名陌生男子并肩走入店內(nèi)。

店主王家賓剛放下手中的報紙，正要迎客，卻迎來了公安局的一紙逮捕令。

誰也想不到，這位安靜地經(jīng)營小生意的中年男人，竟是震驚全國的“李聞血案”主謀，王子民。

四年前，昆明連續(xù)發(fā)生兩起震撼全國的暗殺事件，民主人士李公仆和聞一多接連遇害，兇手卻神秘消失在人海中。

真相沉寂數(shù)年，直到一個異常的坐姿，引發(fā)了偵查員的懷疑......

血色昆明

1946年盛夏，昆明街頭，人們剛剛從抗戰(zhàn)勝利的喜悅中緩過神來，迎來的卻是內(nèi)戰(zhàn)陰影下的肅殺氣氛。

就在這個本該恢復生機的時節(jié)，一連串殘忍的暗殺事件，遮住了人們對未來的所有幻想。

7月11日傍晚，李公仆先生，剛和夫人看完電影，兩人并肩走出影院。

誰也沒料到，就在兩人穿過一條狹長僻靜的巷道時，幾道黑影陡然竄出，沒有任何警告，也沒有爭吵和沖突，只是幾聲短促的槍響炸裂在夜色之中。

李公仆當場倒地，意識模糊。

刺客得手后迅速消失于街角，沒有留下只言片語。

這位曾在重慶較場口血案中挺身而出的民主戰(zhàn)士，這位曾被周恩來親自探望、稱贊為“令人敬佩”的文化人，就這樣倒下了。

消息傳出，昆明瞬時沸騰。

四天之后，7月15日，李公仆的追悼大會在昆明召開。

追悼會上，文人、學生、市民云集，聞一多先生緩步登臺，神情悲憤。他曾是清華大學的教授，是新詩運動的領軍者，更是李公仆多年的摯友。

他披麻戴孝，聲音洪亮，卻帶著哽咽：

“今天，這里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是好漢的站出來！你出來講！憑什么要殺死李先生？無恥啊！無恥啊！”

他的手指在空氣中顫抖，像要穿透那層虛偽的和平。

他控訴國民黨暗殺知識分子，言辭如刀鋒般犀利，每一個字都敲打在聽眾的心上。

聞一多不僅是一位學者，更是站在民族正義前沿的斗士。

可這場壯烈的演講，成了他的“絕筆”。

當晚，聞一多參加完記者招待會后，便離開會場，步行回家。

當走到西南聯(lián)合大學教職員宿舍附近，一隊隱藏在暗處的殺手悄無聲息地接近。

就在一轉(zhuǎn)角處，子彈再次劃破空氣而來，聞一多中彈倒地，連反應的機會都沒有。

又一位民主志士殞命，又是一地血染夜色。

短短數(shù)日，李公仆、聞一多兩位名教授、兩位手無寸鐵的文人，相繼倒在黑槍之下。

這不是意外，而是一場有組織的政治清洗，一次以“便宜行事”為幌子的公開行刑。

消息傳至全國，震動政界、學界、民間，北京、上海、南京、重慶，無數(shù)城市里，青年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嚴懲兇手”、“還李聞公道”。

知識分子聯(lián)合發(fā)聲，撰文怒斥國民黨的倒行逆施。

而這場怒潮中，國民黨做出的回應卻令人毛骨悚然。

不到一周，兩名陌生男子被倉促拉到昆明郊外槍決，罪名，是刺殺李公仆與聞一多的“共產(chǎn)黨成員”。

人們不禁發(fā)問，這審判何時進行的？罪證又在哪里？面對這些質(zhì)疑，政府卻顧左右而言他，急匆匆地給出了一個“交代”。

這是赤裸裸的“借刀殺人”，更是一場赤裸裸的政治謊言。

可在當時那樣的局勢下，一切聲音都像是泥牛入海，無法撼動強權的一根毫毛。

昆明血案，最終成為一個“查無實據(jù)”的懸案，被塵封在檔案柜中，鎖住了真相，也凍結了正義。

幕后黑手

如果說李公仆與聞一多之死，是昆明街頭突然響起的槍聲，那么在槍聲之前，早已有一只無形的手，在更高、更暗的地方，悄然扣動了扳機。

抗戰(zhàn)結束后，蔣介石面對的并不是一個凱旋而歸、萬眾歸心的局面。

恰恰相反，國內(nèi)的政治版圖正在劇烈撕裂。

內(nèi)戰(zhàn)的陰影逼近，民盟、民主人士、知識分子頻頻發(fā)聲，要求停止內(nèi)戰(zhàn)、實行民主政治。

這些聲音不再局限于書齋和講堂，而是一次次出現(xiàn)在報紙頭版、公眾集會上，甚至直指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根基。

蔣介石對此心知肚明，也深感不安。

在南京的高層會議中，關于“云南問題”的討論并不鮮見。

云南地處西南，遠離權力核心，卻因西南聯(lián)大與大量文化名人聚集，成為輿論與思想的“高地”。

在蔣介石看來，這里既危險，又必須被牢牢控制，于是，一道看似含糊、實則致命的指示被發(fā)了出去。

“于必要時得便宜處置”。

它不給明確命令，卻給了執(zhí)行者無限的空間，它不留下白紙黑字的罪證，卻將血債轉(zhuǎn)嫁到下層手中。

一旦事情敗露，責任可以層層下壓，而最高決策者，始終站在模糊地帶之外。

密令下達后，真正負責“把話變成行動”的人，很快浮出了水面。

云南警備總司令部稽查處長王子民，此時正站在人生的關鍵節(jié)點上。

出身軍警系統(tǒng)，多年從事情報與稽查工作，使他對“上意”有著近乎本能的敏感。

他清楚地明白，“得便宜處置”意味著什么，也更清楚，這是一條可以用鮮血換取仕途的捷徑。

升官、嘉獎、功勞簿，這些尤為稀缺的東西，就懸在暗殺行動的盡頭。

于是，王子民迅速召集親信，在稽查處內(nèi)部秘密布置行動。

他們翻閱名單、劃出重點目標，將民主人士逐一標注為“危險分子”。

在那份名單中，李公仆與聞一多的名字，被紅筆重重圈出。

一個是民盟骨干，一個是聲望極高的文化旗幟，兩人既有社會影響力，又敢公開發(fā)聲，是最“礙眼”的存在。

他安排特務長期跟蹤李公仆的行蹤，記錄其作息時間、出行路線，甚至精確到哪條巷子燈光昏暗、哪一段路段便于撤離。

暗殺的時間被反復推敲，既要迅速，又要制造“偶發(fā)性”的假象，而執(zhí)行者，也被刻意分散，以便在事后相互切割。

但李公仆倒下之后，王子民并未松一口氣。

果然，四天后的追悼大會上，聞一多的那場演講，幾乎是當眾撕開了國民黨最不愿示人的遮羞布。

臺下的特務聽得臉色發(fā)白，臺上的聞一多卻毫無退讓之意。

那一刻，王子民意識到，事情已經(jīng)無法“冷處理”了，如果放任聞一多繼續(xù)發(fā)聲，之前的一切布置，都可能前功盡棄。

命令，再一次從上層傳來。

這一次，沒有模糊空間，也沒有猶豫余地，聞一多，必須盡快“解決”。

但他們沒有想到，連續(xù)兩起暗殺所引發(fā)的社會反彈，遠超王子民的預期。

輿論沸騰，學生罷課，知識界集體聲討，昆明，幾乎成了一座隨時可能失控的城市。

為了止血，也為了自保，上層迅速啟動了“善后方案”。

兩名無辜者被選中，草草定罪，匆匆槍決。

王子民不僅沒有受到懲處，反而在內(nèi)部被視為“辦事得力”的人。

于是，“李聞血案”被定性為歷史中的一頁舊賬。

可他們忽略了一件事，歷史可以被掩蓋，卻不會被抹去，那些被刻意遮蔽的細節(jié)，終有一天，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新出現(xiàn)。

落網(wǎng)之因

1950年的成都，街頭人聲喧嘩，小販吆喝。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西南各地的公安機關正緊鑼密鼓地清查潛伏下來的反革命分子和逃亡特務，一切都在秩序中恢復。

這天傍晚，新都縣公安局的偵查員高俊峰像往常一樣，穿著便裝在街頭巡邏。

他是出了名的“眼毒”，能從人群中一眼看出異樣，當他路過東街一處不顯眼的香煙鋪時，突然放慢了腳步。

那是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店，門臉不足兩米寬，門口掛著一塊“某某煙酒”招牌，柜臺后坐著一個中年男人。

男人正一邊看報紙一邊喝茶，但正是這一幕，讓高俊峰如遭電擊般停下了腳步。

那人坐得太正了。

在那個物質(zhì)匱乏、文化普及率不高的年代，一個普通小店老板，怎會在空閑時正襟危坐，脊背挺直如槍，雙膝并攏、下頜微收，報紙舉到與眼齊平，神態(tài)專注、舉止克制？

那不是在看報，更像是在操演一場無聲的內(nèi)務規(guī)范訓練。

高俊峰壓低帽檐，若無其事地走進店里，裝作挑選香煙的顧客，男人立刻起身，面帶微笑，動作標準地取煙、找零、遞交，一氣呵成，儼然不是一個底層市井之人該有的自然狀態(tài)。

這一點，更加深了高俊峰的疑慮。

他拎起香煙，慢條斯理地退出門口，轉(zhuǎn)身后卻沒有離開，而是站在不遠處點煙抽著，借著裊裊煙霧觀察那位“老板”的一舉一動，越看，他越覺得不對勁。

這個人舉止太整肅，說話太有條理，眼神太警覺。

他不像是個生意人，更像是個受過嚴格軍政訓練的軍官，而且不是普通士兵，是那種層級很高、對紀律有執(zhí)念的“老兵油子”。

更蹊蹺的是，周圍的鄰居對這家人竟幾乎一無所知。

幾天后，高俊峰又一次暗訪該香煙鋪，并向附近的住戶打聽這戶人家的背景。

沒人知道他們從哪兒來，只知道這一家三口是一年前突然搬來的，男主人自稱姓王，叫“王家賓”，不參與街坊事務，也不與人交往。

老婆相貌端莊，一看就不是普通出身的女子，孩子讀書整齊、衣著干凈，言談間也透出一種“家教”。

這是一家看似平凡，卻又顯得太過“整潔”的家庭，像一塊掩蓋在煙灰里的白瓷器，不合邏輯地顯眼。

高俊峰將自己的懷疑寫成簡報，呈報至新都縣公安局。

很快，市公安局也介入調(diào)查，成立了秘密小組對“王家賓”一家展開背景審查。

檔案查不到任何真實戶籍，遷入地無來源記錄，過去工作單位更是空白。

小組開始調(diào)取全國范圍內(nèi)的特務逃亡名單，與“王家賓”進行面部比對。

網(wǎng)絡圖片

一個名字，很快浮出了水面，王子民，國民黨云南警備總司令部稽查處長。

當年，負責李公仆與聞一多暗殺行動的主謀之一，執(zhí)行“便宜行事”的密電者。

昆明血案后，他被秘密轉(zhuǎn)移，從云南一路潛逃，在政局尚未完全清明前，隱姓埋名落腳成都。

三天之后，確認無誤。

1951年1月2日，公安人員化裝成顧客混入街區(qū)，確認目標在店后起居室內(nèi)后，三人小組迅速進入香煙鋪。

“你是王家賓？”

中年男人正低頭收拾報紙，聞聲抬頭，眼神閃過一絲警覺，繼而點頭：“我……是。”

對方從懷里抽出紅頭文件，一字一句念出：

“市公安局根據(jù)掌握線索，現(xiàn)依法拘捕你王子民，涉嫌1946年參與李公仆、聞一多謀殺案，請立即配合調(diào)查?！?/strong>

空氣驟然沉默，王家賓面色一變，但隨即恢復鎮(zhèn)定，輕聲說道：

“您……可能認錯人了，我叫王家賓，是做小買賣的?！?/strong>

他試圖演出“無辜者”的懵懂，但早已太晚，公安早已掌握了他的舊時戰(zhàn)友供詞、照片、筆跡、外貌年齡、逃亡路徑，甚至有南京解放時被截獲的檔案副本，記錄了他所執(zhí)行的“清除任務”密令。

面對鐵證，王子民沉默不語。

審訊過程中，他最初仍頑固否認，試圖抵賴到底，他說那照片不是他，那筆跡是巧合，他甚至編造“王子民早已病死”的假消息。

直到他親眼看到那份從南京抄獲的原始檔案，看到自己簽字的暗殺計劃，看到那份“李聞行動細則”上密密麻麻的標記，那一刻，他終于癱倒在審訊椅上。

多年沉睡的真相，終于在這一刻蘇醒。

正義雖然遲到了四年，卻從未缺席。

而這一切，僅僅是從一個坐姿開始。

1951年1月10日，成都城西一處荒地，王子民被押解下車，曾經(jīng)簽發(fā)命令的手，此刻再也無法掌控任何人的生死。

隨著命令下達，干脆利落的槍響，像是在為那段被強行掩埋的歷史，畫上一個遲來的句號。

李公仆倒下的巷口，聞一多遇害的暗夜，那些未曾被回應的吶喊，那些被草率終結的生命，在這一刻，終于等來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