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夜，開封城遭遇了滅頂之災(zāi)。

不是因為李自成攻進來了，而是因為守城的人，把黃河給扒了。

這就好比為了不讓強盜進屋，房主直接把自家屋頂掀了，引洪水灌滿了客廳。

這一夜，渾濁的黃河水像發(fā)了瘋的野獸，瞬間吞沒了這座千年古都。

據(jù)后來的保守估算，這場大水加上瘟疫和饑荒，弄死了整整37萬人。

可你要是翻開正史，想找找這37萬人的名字，或者是他們死前的哪怕一聲慘叫，你只會看到五個字——“士民溺死者眾”。

這五個字，冷得掉渣。

說實話，我在故紙堆里爬了三年，越看越覺的后背發(fā)涼。

我們引以為傲的二十四史，洋洋灑灑幾千萬字，其實就是一份精心篩選過的“幸存者名單”。

在這套邏輯里，除非你是能左右朝局的大人物，否則不管你死得多慘，在史書上也就是個逗號，甚至連個標點都混不上。

史書里的一個墨點，那是人間幾十萬條命。

咱們把時間軸拉長點看，這事兒更嚇人。

西漢剛建立那會兒，全國大概1200萬人；到了東漢中期，日子好過了，人口漲到了6000萬；結(jié)果到了漢末三國，軍閥們一頓互毆，人口直接暴跌回2200萬。

我就納悶了，中間消失的那3800萬人去哪了？

史書不會告訴你張三是怎么餓得啃樹皮的，也不會寫李四一家是怎么在逃難路上被亂兵砍成肉泥的。

它只會給你來一句“歲大饑”或者“群雄并起”。

這幾千萬人的命，在史官筆下就是一條下跌的曲線，唯一的用處就是給下一位“真龍?zhí)熳印钡某鰣?，提供一個必須要有的亂世背景板。

所謂的亂世英雄，腳底下踩的都是無名氏的骨灰。

這也不能全怪史官狠心。

司馬光寫《資治通鑒》的時候，其實早就把話挑明了。

老人家說寫這書就是為了“專取關(guān)國家盛衰”。

這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這書是寫給皇帝當教材看的，不是給老百姓當故事會看的。

對于坐在龍椅上的人來說，哪天哪個將軍叛變了、哪個大臣貪污了，這事兒必須要記，因為這關(guān)系到他的椅子穩(wěn)不穩(wěn)。

至于那一年河南哪個村子死絕了戶，那都是無關(guān)緊要的細枝末節(jié)。

這就好比現(xiàn)在的CEO看財報，只關(guān)心利潤漲跌，誰會關(guān)心底下流水線上的螺絲釘今天是喜是悲？

這種視角一旦定下來，歷史記載就出現(xiàn)了一種特別荒誕的“雙標”。

你看史書寫宮廷政變，那叫一個精準。

幾時幾分動的手，穿什么衣服，說了什么話，連個虛詞都不帶差的。

但一寫到老百姓遭災(zāi)，立馬就變成了高度近視。

曹植寫過一篇《說疫氣》，那是真慘，說瘟疫來的時候“家家有僵尸之痛”，戶戶都在哭喪，連路都斷絕了。

可這到了正史《三國志》里，這種人間地獄就變成了兩個字：“歲疫”。

干凈，利落，一點血腥氣都沒有。

后人讀書讀到這，可能也就是感嘆一句“喲，這年頭運氣不好”，然后就翻篇了。

誰能想到這兩個字背后，是成千上萬個家庭的支離破碎？

是無數(shù)人在絕望中咽下的最后一口氣？

餓死不叫餓死，叫“荒”；被打死不叫被打死，叫“亂”。

更讓人破防的，是那些被刻意修飾過的詞兒。

元朝至正年間，黃河決口，老百姓餓得眼珠子都綠了。

一群快餓死的農(nóng)民為了口吃的去搶糧倉，官方史書上怎么記的？

叫“賊聚”。

一個“賊”字，直接把這群受害者定性成了罪犯。

這就好比你快餓死了去要飯，結(jié)果被人指著鼻子罵你是擾亂治安。

這種筆法簡直是古代版的“語言整容術(shù)”，把最潰爛、最疼痛的歷史傷口，修剪得平平整整。

唐朝天寶年間也是，山東大旱，慘到什么程度？

“人相食”。

這三個字太刺眼了，于是到了《通鑒》里，經(jīng)常就被濃縮成“災(zāi)，民饑”。

這種極簡主義的寫法，就像手術(shù)刀一樣，精準地切除了所有的痛苦細節(jié)。

因為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災(zāi)難具體慘不慘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被平定，政權(quán)還在不在手里。

對坐龍椅的人來說，只要椅子腿兒沒鋸斷，底下墊的是磚頭還是人頭，其實沒啥區(qū)別。

我們總說“以史為鑒”，可如果這面鏡子本身就是經(jīng)過打磨和拋光的，咱們又能照出個啥來？

陸九淵當年痛罵“殺人盈城，殺人盈野”。

那個“盈”字，是滿出來的意思，是尸體堆得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

但在史書里講“秦滅六國”的時候，你看不到這些尸體，只看得到版圖怎么變大了，秦始皇怎么威風了。

這種敘事慣性把我們都給帶偏了。

我們總覺得歷史是那幾個英雄人物推著走的，老百姓就是隨波逐流的沙子。

其實呢？

正是這些沙子每一次被碾碎的聲音，才構(gòu)成了歷史真正的底色。

哪怕是號稱記錄最詳盡的《明史》，記載了277年里的兩千多次水旱災(zāi)害，背后對應(yīng)的是六千多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但這些數(shù)字依舊是冰冷的。

因為史書上只會寫朝廷“責令賑濟”。

這四個字看著挺暖心，實際上呢？

所以啊，咱們現(xiàn)在再翻那些厚得像磚頭一樣的史書，別光盯著那些帝王將相的名字看。

試著讀一讀那些字里行間的空白。

去聽一聽那些被“民困”、“大疫”、“歲饑”這幾個簡單詞匯蓋住的呻吟聲。

那個在洪水里掙扎的孩子，那個被兵火燒死的老農(nóng)，那個倒在路邊的母親，他們雖然沒在紙上留下名字，但他們才是歷史真正的承受者。

直到1980年代，開封城下進行考古發(fā)掘，人們在淤泥深處發(fā)現(xiàn)了一戶人家。

桌上的飯菜還擺著，主人的骸骨就在旁邊，保持著端碗的姿勢。

參考資料：

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