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很多朋友聊起小時候的事，有不少人都有過拿家里錢的經(jīng)歷，

這個拿，不是明著要，而是偷偷拿走的拿，

不過這些人長大之后，都對小時候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表現(xiàn)出既愧疚，又有些可笑的態(tài)度。

愧疚，是因為偷竊是不對的，

可笑，則是因為小時候的自己真的以為，

這錢拿的神不知鬼不覺，

但實際上，他們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

都漸漸接觸到了一個顛覆其兒時認知的事實：

其實大人都知道他們偷拿了家里的錢，

假裝不知道，并不是要鼓勵他們這樣做，

而是給一個機會，

要么他們自己改，

要么，總歸有人要出手的。

偷竊這種行為，在法治社會屬于犯罪，

比如我國刑法就有明文規(guī)定，以一定數(shù)額為標準來界定偷竊罪，

或是根據(jù)手段，比如入戶，扒竊等手段來界定偷盜犯罪的標準。

總而言之一句話，

從別人的手里，偷到不屬于自己的東西，

這樣的犯罪行為，必然是要支付代價的。

反觀年幼時期的孩童，對于拿人東西的理解，

尚不能夠形成一種基于概念性的認知，

究其因由，首先的首先，便是認知發(fā)展在起至關重要的作用。

小時候的偷竊，往往是因為孩子還不懂“這東西不能拿“的界限。

心理學為此的解釋是，3到6歲兒童的“超我“（也就是道德意識）還沒完全形成，

他們可能只是想“試試看“或者“想要這個東西“。

而隨著年齡增長，大腦發(fā)育成熟，

他們能理解偷竊的后果和道德含義，自然就不再偷了。

有了道德意識，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

再加上偷竊的后果，從道聽途說到耳濡目染之后，

行為上的支撐，加上意識層面的明確，

那么錯誤的行為，就會得到基于客觀事實和主觀認知層面上的修復：

反過來說，有一個詞叫慣偷，

那么慣偷，是否也是客觀事實和主觀認知層面上，

所造成的“極惡劣影響”呢？

慣偷是一個行為概念，習慣性偷竊的本質(zhì)，是對偷竊這個行為的成癮性表現(xiàn)，

通俗的說就是，偷東西上癮是因為偷這個行為，

有一種近乎于不勞而獲的行為體驗。

當然，偷竊在偷竊者眼中，也不能完全算是“不勞”，

準確且貼合這一人設的理解，則更傾向于“低成本高回報”的變相理解。

舉個例子，我公司里之前就出現(xiàn)過慣偷現(xiàn)象，

很多部門的同事有反映，自己放在辦公桌上的零食和未開封的飲料無故消失，

本來工作的性質(zhì)和環(huán)境上的必要隔閡，導致同事之間在交流上或多或少會以距離感為媒介，

傳遞出彼此之間幾近必要的隔閡需求：

你不打擾我，我也不想打擾你。

結(jié)果，這小偷小摸的行為突然成了眾人猜忌彼此的“把柄”，

愈演愈烈的言論沖突，甚至出現(xiàn)了在會議上借此指責彼此的手段，

于是乎，一個信號橫空出世：

該管管了。

通過監(jiān)控，很快鎖定目標，然后就是部門負責人談話，

而后所得出的信息，則是不出意料之外的理念錯差：

對方不認為自己在偷東西，只是管同事“借”個方便而已。

但這個“借”卻沒有通知對方，

而實際上對方在利益受損這個事實面前上的表現(xiàn)，

也沒有讓這個“借方”產(chǎn)生出半點的羞愧或是自我質(zhì)疑之意。

害群之馬不出意外的被剔除了，但對方卻留下了一道傷疤：

誰都不知道誰是下一個“借方”，

誰都不喜歡成為下一個“被借方”。

法治社會的行為戒尺之所以有著明確存在的必要性，

不僅是為了懲戒已然發(fā)生的罪惡行徑，

更是為了守護人性中，那道脆弱的認知堤壩：

如果做錯了不被制約，侵占他人利益的行為不被責罰，

那么受害者，只能承受“沒辦法”的代價。

因此，偷竊這種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而對于偷竊行為的打擊和禁止，不僅僅是為了維護大眾合法利益的必要表現(xiàn)，

更重要的是，讓更多的人明白，這種幾近于不勞而獲，

或者“失敗成本低于快感需求”的偷竊行為，

是有著明確被禁止理由的事實，

如果這樣的事情不被禁止，那么便會有更多的人為了追求獲取他人利益的快感，

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的輿論風向驟變，

而下一階段的對抗，則會成為“偷竊者是否應該被理解和原諒”，

這種近乎于“法不責眾”理念上的立場對抗，

沒有人愿意無緣無故背負起他人的錯責，

更不用說，

背負起他人錯責，而受害者還是自己的事實，

就更容易讓那些真正的無辜大眾，

失去信心，

也失去“相信”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