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芭傳媒突然公開指控旗下藝人鞠婧祎涉嫌“嚴重經(jīng)濟犯罪”，并揚言要全網(wǎng)實名舉報。這到底是依法維權，還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輿論施壓？雙方從合同糾紛，直接跳躍到涉嫌犯罪的刑事指控，這種“降維打擊”合乎法律程序嗎？

我們必須厘清一個最根本的法律原則：認定一個人是否構成犯罪，權力在誰手里？不是公司，不是媒體，也不是我們任何一個網(wǎng)友，而是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這是《刑事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的國家專屬權。絲芭傳媒在《最后告知》中直接給鞠婧祎扣上“涉嫌嚴重經(jīng)濟犯罪”的帽子，從法律效力上講，這僅僅是一方當事人的單方面指控，和你在網(wǎng)上發(fā)帖說“我覺得誰誰誰犯罪了”性質類似，不具備任何法律上的定罪效力。它更像是一封“戰(zhàn)書”，一封投向輿論場的戰(zhàn)書。

那么問題就來了：如果絲芭真的手握確鑿犯罪證據(jù)，為什么不直接去公安機關報案，反而要先大張旗鼓地發(fā)告知函，預告自己要“擇日公開舉報”呢？這種操作，難免讓人懷疑其真實目的，究竟是為了追究犯罪，還是試圖用“刑事犯罪”這四個重如千鈞的字眼，在談判桌上獲取更大的籌碼，或者挽回某種輿論劣勢？我直接來點出其中的關鍵：如果明知犯罪而不及時舉報，可能涉嫌包庇；如果指控失實，則可能構成誹謗。這場“指控戰(zhàn)”的第一步，就已經(jīng)游走在法律的風險邊緣。

我們把刑事指控這個“煙霧彈”暫且撥開，回歸到事件的真正原點——合同糾紛。這才是所有矛盾的根基。絲芭說，我們有一份2018年的補充協(xié)議，把合約延長到了2033年，而且我們做了筆跡鑒定，是真的。鞠婧祎方說，這份協(xié)議是偽造的，我們早在2024年6月就依法解約了，而且法院委托的兩次筆跡鑒定，結論都是“無法確認簽名真實性”。這簡直就是羅生門。這涉及到合同法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意思表示的真實性。一份合同要有效，必須是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示。如果簽名真?zhèn)味即嬉?，那么這份協(xié)議的基礎就動搖了。更有意思的是，絲芭主張的這份合約，一旦成立，意味著鞠婧祎的演藝合約總時長可能接近20年。20年啊，什么概念？一個藝人藝術生涯的黃金期可能都涵蓋在里面了。在法律實踐中，這種超長期的、明顯限制一方主要權利且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格式條款，有很大可能被認定為“霸王條款”。之前絲芭在與黃婷婷等藝人的解約案件中，類似的長約條款就曾受到司法質疑。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層的行業(yè)問題：在追求利益穩(wěn)定的商業(yè)邏輯下，娛樂公司利用優(yōu)勢地位與年輕藝人簽下動輒十幾二十年的“賣身契”，這合理嗎？合法嗎？當行業(yè)的潛規(guī)則與法律的公平原則、與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權產生沖突時，司法該如何權衡？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爆點：收入。絲芭甩出了一份明細，說十年給了鞠婧祎稅前1.39個億，還有房有車有公寓，否認“壓榨”。而鞠婧祎方反擊說，實際分成比例極低，公司還通過“陰陽合同”等手段隱瞞真實收入。這里頭信息量巨大。第一，公司單方面公開披露藝人如此詳細的收入構成，合法嗎？我覺得這很可能違反了《個人信息保護法》。藝人的收入信息屬于高度敏感的個人信息，未經(jīng)同意公開，此前已有判例認定為侵權。絲芭這一招，看似“自證清白”，實則可能已經(jīng)踏入了違法的雷區(qū)。這是一種典型的“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輿論戰(zhàn)術，也折射出在糾紛中，對藝人隱私權的漠視。第二，關于分成比例和“陰陽合同”的指控，如果屬實，那就不僅僅是合同糾紛，可能涉及到更為復雜的財務合規(guī)、稅務申報等問題。這也正是為什么經(jīng)濟犯罪的指控聽起來如此驚悚，因為它指向的可能不僅僅是合同違約，而是更深層的、可能擾亂市場經(jīng)濟秩序的行為。但請注意，所有這些，目前都停留在“指控”和“反駁”的層面。真實情況到底如何？需要權威機構，比如稅務、審計乃至公安經(jīng)偵部門的介入調查，才能水落石出。這又回到了我們最初的觀點：法律問題，必須通過法律程序解決。

這場風波，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娛樂行業(yè)積弊已久的頑疾：簽約時信息不對稱下的超長鎖定期、收入分配過程中的不透明黑洞、解約時常常伴隨的激烈輿論戰(zhàn)和資源封殺。從李某某到黃某某，再到今天的鞠某某，類似的劇本反復上演。公司抱怨培養(yǎng)藝人投入巨大，需要長期合同保障回報；藝人則控訴發(fā)展受限、分配不公，追求更自主的職業(yè)生涯。這本質上是一個商業(yè)利益與個人成長、資本控制與藝術自由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而法律，正是用來劃定這條邊界，平衡雙方利益的標尺。它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而必須依據(jù)事實和證據(jù)，判斷合約是否公平有效，行為是否合法合規(gu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