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的一個清晨，北京城剛冒出第一縷霧氣，天安門廣場西北角傳來測量鋼尺碰撞的清脆聲。工務局技術員在地面插上木樁，標記出一塊矩形基址。從那一刻起，一座注定寫進共和國記憶的建筑，正式進入倒計時。

廣場東側(cè)的平房里，梁思成攤開新繪的草圖。線條干凈，比例被反復推敲，卻仍留出大片空白。梁思成輕聲說了句“這塊地方要讓人抬頭就肅然”，隨手在圖紙邊緣畫出一條挺拔的立面輪廓。他清楚，這根線將決定紀念碑的氣質(zhì)。

多數(shù)同事建議參照華盛頓紀念碑做成空心塔式，既省料又易維護。梁思成搖頭。他考慮的不是工程量，而是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必須扎根大地，不能給人“風一吹就晃”的錯覺。于是“實心碑”成為唯一選項。

實心就意味著巨量石材。林徽因翻閱礦產(chǎn)匯編，列出耐久、粒細、不易風化的石種。她把紙條交給梁思成時笑道：“挑石頭，比挑婚紗還嚴格?！痹掚m輕松，卻點破了尋找“國之基石”的難度。

周恩來很快收到匯報。批示只有十六字：“質(zhì)堅色正，久立無華，取自中華，精工細作。”短短四行，定下選材原則。勘探隊自此輾轉(zhuǎn)十余省，最終在青島浮山鎖定一整塊花崗巖母體，長逾十七米，紋理溫潤，敲擊聲沉厚。

石料運京的那天，工人索道滑輪與火車調(diào)度無縫銜接，一路封車。站臺旁，林徽因戴著白帽，手握鋼尺丈量。她摸了摸花崗巖的斷面，輕聲自語：“夠硬，也夠溫和?！蹦遣皇歉行栽u語，而是工程師對材料彈性與密度的即時判斷。

基座方案同時修改。最初的“三孔橋”底座被否，因為視覺上分割了整體重量感。梁思成改成上下雙束腰結(jié)構(gòu)，上收下放，四面浮雕帶輕微內(nèi)傾，保證游客近距離觀賞時不會產(chǎn)生壓迫。簡潔，卻不簡單。

碑文成為最后難題。毛澤東決定親筆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字，但正文一百五十字該請誰落筆，議而未決。某日會議間隙，彭真把茶杯輕放桌上，說道：“周總理一筆好字，不妨請他。”一句話拍板。

“總理，碑文可否勞駕？”彭真試探。周恩來抬頭，僅回了一個字：“行?！倍潭桃宦?，卻帶著他一貫的干脆。

那之后，燈光常亮到深夜。周恩來在蠟紙上臨顏體、參魏碑，筆畫收放自如，又求平正端莊。共寫十二稿，最后選定的一張，字距嚴謹、重心穩(wěn)健，雕刻師劉開渠見后直呼“力透紙背”。

字體放大是技術關口。碑面高十四點三米，紙面僅盈尺大小，比例放大需保證筆鋒轉(zhuǎn)折不失原味。工匠用細銅絲勾勒出每筆外輪，再以金箔壓覆，確保遠觀時線條依然清晰挺拔。鍍金完畢，被稱作“最難的一刀”才算完成。

浮雕設計同樣苛刻。劉開渠原擬在正面刻出領袖和烈士的群像，毛澤東審圖后刪掉具體人物，只保留人民群眾形象。理由簡潔——“英雄，就是人民自己。”最終，南昌起義、五四運動、盧溝橋抗戰(zhàn)等八組場景，共一百七十二位普通人，被刻成真人比例的石像，面部表情各異，衣褶里還能看見鑿痕。

1958年4月22日，紀念碑全部收工。驗收現(xiàn)場沒有剪彩，只見梁思成摘下安全帽，站在基座西側(cè)遠遠看了三分鐘，然后轉(zhuǎn)身離開。施工日志寫道：“結(jié)構(gòu)符合設計，碑身垂直誤差零點一三度?！睌?shù)字很冷，卻證實九年心血沒有一絲偏差。

如今走進廣場，目光總會被那塊花崗巖吸引。它不言語，卻記錄了一個時代的集體意志：設計要穩(wěn)，選材要硬，文字要正，人民是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