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在南京博物院開幕。聚光燈下，一位名叫徐鶯的女士被介紹給媒體：“龐萊臣收藏研究者、龐家后人”。

現(xiàn)場記者或許不知道，這位“龐家后人”三個月前，才剛剛以委培生身份進入中國美院美術史系讀博。更令人困惑的是她的學術背景——本科生物專業(yè)，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建蘭花葉病毒和齒蘭環(huán)斑病毒的細胞分子生物學”。

從病毒研究到書畫鑒定，從實驗室到博物院，徐鶯完成了一次令人瞠目的跨界。而將她推向前臺的介紹人，正是南博研究員龐鷗。

蹊蹺的“龐家后人”：從病毒研究到書畫鑒定的奇幻轉身

徐鶯的學術軌跡，本身就構成了一道謎題。

在2016年9月之前，她的世界里充斥著病毒序列、分子生物學和免疫學研究。直到那個秋天，她突然出現(xiàn)在了美術史的殿堂里，研究課題恰好是“20世紀書畫收藏——以龐萊臣為例”。

三個月能學會什么？三個月連中國繪畫史的脈絡都理不清。然而就在這三個月后，徐鶯已經(jīng)能以“龐萊臣收藏研究者”的身份，站在國家一級博物館的展覽現(xiàn)場，接受媒體采訪。

這不得不讓人追問：她的導師是誰？哪位美術史專家愿意接收這樣背景的學生？又是誰在背后推動這次不可思議的身份轉換？

更微妙的是，她姓徐。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名叫徐湖平。當記者詢問二人關系時，得到的只有沉默。

公證書的魔幻現(xiàn)實：一份被撤銷的身份證明

徐鶯與龐家的關系，在法律文件中上演了一出反轉劇。

2016年5月，一審法院明確否定了“龐贊臣是徐鶯曾外祖父”的說法。事情本該就此結束。但三個月后，徐鶯父親徐安華向杭州市國立公證處提交申請，以查詢龐贊臣在美國的大學檔案為由，取得了一份公證書——證明自己是龐贊臣的外孫。

憑借這份公證書，二審法院在2016年12月改判，認可了徐鶯的“龐家后人”身份。

然而魔幻的一幕發(fā)生了：2017年4月，那份關鍵的公證被撤銷了。公證處收回了自己的印章。按理說，徐鶯的身份認定應該回到原點，但龐叔令據(jù)此提起的再審申請，在2018年11月被駁回。法院認為，徐鶯是不是龐家后人，“與名譽權糾紛無關”。

更令人費解的是，2018年7月，就在再審裁定下達前，徐鶯又通過杭州市之江公證處，拿到了第二份身份公證書。這份新證據(jù)，在再審裁定中只字未提。

公證書可以撤銷，但法院的判決已經(jīng)落下。一個人的家族身份，就在這一紙文書間變幻莫測。

“東郭先生”的憤怒：一篇暴露真相的情緒宣泄

當龐叔令將徐鶯告上法庭，這位“龐家后人”在社交媒體的回應，堪稱公關災難。

她自稱“東郭先生”，嘲諷龐家后人“已經(jīng)敗落到賣畫為生的地步”，指責他們“恩將仇報、反咬數(shù)口”。她甚至“建議”龐家去告故宮、上博、蘇博，“因為這些文博單位太不像話了！得了一堆龐萊臣的藏畫，既不辦龐萊臣藏畫展，也不為‘龐家后人’解決住房問題、工作問題，更不給你們慰問金”。

通篇情緒宣泄，不見任何實質辯駁。那種高高在上的嘲諷語氣，不像一位學者，更像掌握了某種特權的人在炫耀。

她特別提到“一百三十萬元的資金投入”，卻未說明這筆錢的去向。她憤怒于“換來的就是一紙訴狀”，卻回避了自己冒充他人后代的基本事實。

這篇回應最諷刺之處在于，它本意是反擊，卻成了最有力的證據(jù)——證明徐鶯與南博某些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尋常的關系。

處心積慮的布局：為何需要一位“冒牌后人”？

南博為何要大費周章，推出一個徐鶯？

時間線提供了線索。2016年，正是龐家開始系統(tǒng)追查捐贈文物去向的關鍵時期。那5件“不知去向”的畫作，像一根刺扎在南博身上。其中，《江南春》即將在九年后以8800萬元現(xiàn)身拍場。

如果這時候，公眾認知中龐家后人已經(jīng)“敗落到賣畫為生”，那么未來任何龐家舊藏出現(xiàn)在市場，都會被認為是“后代變賣家產(chǎn)”的結果。

這不是猜測，而是有前科。早在1963年，南博就以借展名義從龐家拿走兩幅畫，再未歸還。當龐家索要時，對方稱借據(jù)遺失，最后竟將畫作登記在他人名下。法院只能按“出售”處理，判南博支付幾萬元了事。

當年，南博可能以為龐家連借據(jù)都找不到，捐贈清冊更不可能保存。但他們沒想到，龐增和當年親筆寫下的137件捐贈清單，字跡工整如印刷品，每一頁都有見證人簽字。

徐鶯的登場，是這個邏輯的延續(xù)。制造一個“龐家后人”的輿論形象——落魄、賣畫、不知感恩。這樣，未來從南博流失的龐家舊藏出現(xiàn)在市場，就有了完美的解釋：看，龐家后代果然在賣祖宗的東西。

而真正在追索文物的龐叔令，則被污名化為“貪得無厭”的后人。研究員龐鷗在媒體上公開嘲笑龐家，正是這出戲的一部分。

更大的黑洞：冒充后人背后是文物管理的系統(tǒng)性潰敗

徐鶯事件最可怕之處，在于它揭示了一個系統(tǒng)性漏洞。

如果一座國家一級博物館，可以為了某種目的，“制造”出一個文物捐贈者的后代；如果這個“后代”可以輕松獲得公證文書，盡管這些文書后來被撤銷；如果法院認為“是不是后人”無關緊要——那么，我們?nèi)绾蜗嘈拍切┚栀浻涗浀恼鎸嵭裕?/p>

龐家因為保存了完整的捐贈清單，因為兩代人46年的堅持，才勉強揭開了黑箱的一角。那些沒有完整憑證的捐贈者呢？那些已經(jīng)離世、后人不知情的捐贈者呢？

南博曾有一任院長叫姚遷。1984年他自縊身亡，紅學家馮其庸說他是因保護文物而遭迫害。但同一位置上的龐鷗，卻在媒體上嘲諷捐贈者后人。時代變了，有些東西卻沒變。

徐鶯從研究病毒轉向研究龐萊臣，或許不是偶然。在某種意義上，她確實在“研究”一種“病毒”——一種侵蝕文物管理體系的病毒。這種病毒讓真跡變贗品，讓捐贈變出售，讓守護者變侵占者。

《江南春》畫卷上，明代文人描繪著江南的山水田園。而今天，那些本該守護這片文化山水的人，卻在編織著另一幅圖景——一個真假難辨、身份錯位、文物可以悄然“消失”的灰色世界。

徐鶯是誰？她背后站著誰？這些問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文物管理體系，到底還有多少“徐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