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深冬的時候，龐叔令觸摸著南京博物院那封66年前的感謝信的脆邊。紙頁上“我們一定好好保存這批古畫”的墨跡呈現(xiàn)出暈染開來的狀態(tài)，如同歷史本身被洇濕的承諾一樣。這場和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相關的官司，如今在玄武區(qū)法院的卷宗里有了進展，卻意外地引出了一段更為幽微的往事。在首任院長曾昭燏的日記當中，找不到1961年那場關鍵鑒定的任何一點記錄。

我認為曾昭燏的沉默很具有意味。她出生于湘鄉(xiāng)曾氏家族，終身沒有嫁人，是一位考古學家。她在治學方面一直都很嚴謹。在1950年主持南唐二陵發(fā)掘工作的時候，她連陶罐的碎片都親自進行編號。在1962年她親自給龐增和頒發(fā)獎狀，獎狀上的小楷書寫得如同刻印一般工整。像這樣事無巨細的一個人，如果真的主持過張珩、謝稚柳這些大咖的鑒定工作，那么她的日記里怎么會沒有相關的痕跡？倒是在她1964年療養(yǎng)之前的記錄中，常常有和龐家一起欣賞書畫的茶會，從字里行間能夠看出如同知音一般的默契。

記得去查看當年的交接清冊。龐增和用如同印刷體一般的字跡列出了137件藏品。每頁都有蘇州文化局官員簽注稱以上這些是逐件點過的。但是南博歸檔的時候卻登記為115件。這22件的差額就像一道暗傷，早已在信任關系上出現(xiàn)了細縫。更為奇怪的是，1964年第二次鑒定的時候，恰好曾昭燏因為精神疾病加重而缺席。而王敦化等人的鑒定結論和她生前厚待龐家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仿佛有一雙無形的手，在院長意識模糊的時候改寫了劇本。

1997年那一批劃撥調劑的票據(jù)看起來頗為詭異。時任副院長徐湖平簽字的撥交單嶄新得有些奇怪，2001年省文物總店的銷售發(fā)票上記載著收貨人是顧客。收藏家馬未都直接指出：文物交易一直都需要實名，這樣的疏漏如同在拍賣錄上蓋上童話印章一般。當年以6800元撥得的《江南春》圖卷，三十年后在拍賣行進行估價為8800萬，這個價格上的落差，仿佛給體制方面的漏洞打上了一道追光。

龐家和南博之間的緣分原本不應該如此狼狽。1958年，鄭山尊代表省文化局上門，表示國家存在困難且?guī)旆坷锏臇|西數(shù)量較少。龐增和在捐出虛齋舊藏的時候，并沒有留意到137件和115件之間的數(shù)字差異。1963年，徐沄秋借走吳鎮(zhèn)的《松泉圖》，龐家連借據(jù)都隨意地卷在畫缸里面。這種基于君子協(xié)定所產(chǎn)生的信任，比任何合同都更能彰顯出老派文人的高尚品格。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南博現(xiàn)在陷入輿論的漩渦，其本質是特殊年代管理混亂所留下的后遺癥。在1988年龐增和起訴索畫的時候，院方把吳歷山水冊的捐贈人登記成南京的藏家陶白。而策展人龐鷗在2014年的畫冊里寫龐家敗落到賣畫來維持生計，把捐贈世家說成破落戶。這種系統(tǒng)性的檔案錯誤，使得單個當事人的辯白都顯得沒有力量。就像徐湖平回應簽名質疑時說自己并不知情，聽起來像是在推諉，但是仔細思考一下又何嘗不是官僚體系的受害者？

那當我們追問誰在承擔責任的時候，或許應該將鏡頭拉得更遠一些。從1959年捐贈的時候眾人滿懷熱情，到2025年拍賣場引發(fā)較大的波動，這中間六十六年的變化，已經(jīng)不只是個人之間的恩怨那一點事情了。如同曾昭燏制定了文博工作人員不私藏古董的院規(guī)，可是自己卻用工資為困難員工的孩子繳納學費，制度的嚴格性和人情的溫暖性，一直是很難處理的具有辯證性質的狀況。

當下在恒溫庫里放置著132件虛齋舊藏。這些舊藏依然留存著龐萊臣當年親自蓋上的收藏印。曾昭燏墓前的松柏生長得較為繁茂，其樹冠如同傘一般。很多被時間所掩蓋的真相，或許如同《江南春》圖卷上的絹絲，在適宜的光線下，會忽然顯現(xiàn)出經(jīng)緯的紋路。

歷史的評判通常到來得比較遲緩。但是當指尖觸碰到捐贈信箋的脆邊，當發(fā)票上“顧客”這兩個字出現(xiàn)的時候，我們需要銘記：文明的傳承既需要像龐家那樣的舍棄個人私利而秉持公心，也需要像曾昭燏那樣的謹慎獨自堅守正道。而很多模糊不清的是非曲直，就交給更為漫長的時間去進行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