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亂世的烽火與市井煙火，在影像中交織成真實的時代肌理。每一張影像都藏著民國時期不同群體的命運沉浮，勾勒出動蕩年代的多元生存圖景。

這是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駐川康藏邊境地區(qū)的士兵，照片中的士兵身著磨損泛舊的軍裝，槍身沾著塵土，盡顯邊境駐軍裝備的粗劣；旁邊站著一位挎著竹籃的當?shù)貗D女，粗布衣衫沾著污漬，雙手交握于籃上，神情局促地處在士兵之間。

20世紀30年代川康藏邊境自然環(huán)境惡劣、物資補給匱乏，國民黨在這里的駐軍不僅裝備落后（多為內(nèi)地淘汰的舊式槍械），后勤也難以為繼，川康藏邊境的主體駐軍是川軍改編的國民革命軍部隊，四川在30年代前期仍有地方軍閥勢力，1935年后蔣介石逐步將川軍收編為國民革命軍，這些川軍部隊（如劉湘、劉文輝等部）成為川康地區(qū)的主要軍事力量。

這是東北義勇軍部隊集結(jié)時的留影，戰(zhàn)士們裹著破舊臃腫的棉服，頭戴帶毛邊的防寒帽，衣物布滿磨損痕跡，部分棉服甚至露出了絮狀填充物；他們列隊而立，神情凝重卻透著不屈的韌勁，身上僅靠簡單布帶束著隨身物品，裝備簡陋得近乎原始。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民眾自發(fā)組建的義勇軍多由農(nóng)民、礦工、原東北軍散兵組成，既無統(tǒng)一后勤補給，也缺制式裝備，只能靠簡陋衣物抵御東北寒冬，卻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抗日，是早期東北抗日武裝的核心力量之一。

這是1931-1939年間上海街頭，一個有錢人家雇傭的專業(yè)遛狗師傅，他外罩整潔的白色圍裙，正牽著三只寵物狗走在人行道上，街道另一側(cè)有挑著沉重擔子的底層勞工，人行道上還有穿長衫的路人，遠處更能看到轎車駛過。

當時的上海，富裕階層（富商、租界外籍人士、洋行高管等）會專門雇傭遛狗師傅、廚子、傭人等服務人員，而同期底層民眾多靠挑擔、體力勞作糊口，遛狗師傅的“輕閑”服務與勞工的辛苦營生同框，恰好戳中了當時上海尖銳的貧富分化與階層割裂。

這是20世紀20年代上海街頭的環(huán)衛(wèi)工勞作場景，幾位工人頭戴寬檐斗笠，身著印有序號的粗布工裝，一人正從街邊供水設施往木桶里接水，身旁擺著掃帚等簡陋工具；旁邊是西式建筑，遠處還有列隊人群，顯露出當時上海作為殖民都市的階層割裂感。

當時上海的環(huán)衛(wèi)工多是底層貧苦勞工，多由包工頭招募，工作時長超10小時、報酬僅夠糊口。當時上海的環(huán)衛(wèi)體系被公共租界、法租界分治，這些工人維系著都市的表面整潔，卻是殖民化都市里最被輕視的群體。

這是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女性與轎車的合影，雖不是專業(yè)“車?！?，但透著老上海的精致韻味。

三位女士身著剪裁優(yōu)雅的旗袍，或倚或坐于復古轎車旁，妝容淡雅、姿態(tài)舒展，既有民國女性的溫婉氣質(zhì)，也帶著都市新女性的時髦感。

當時上海作為遠東時尚中心，轎車幾乎是權(quán)貴、富商、洋行高管、租界外籍人士的專屬 ——普通市民的月收入多在幾塊銀元，而一輛進口轎車的售價動輒上千銀元（相當于普通家庭幾十年的收入），加上燃油、維修（依賴進口配件）的高昂成本，普通階層根本無力觸碰。擁有轎車，等于直接宣告自己處于社會金字塔的頂端。

這是20世紀30年代上海童子軍的肖像照，少年身著制式童子軍制服，頭戴寬檐帽，肩章、胸前的“中國童子軍”標識清晰可見，胸前還別著多枚獎章，背著行囊、束著腰帶，透著紀律性與朝氣。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童子軍發(fā)展的活躍期，上海作為當時的城市中心，童子軍組織（多附屬于學校）既開展軍事訓練、急救等技能學習，也參與社會服務（如抗戰(zhàn)初期的后勤支援）。

這是1938年侵華日軍駐滿洲里的憲兵合影，照片中5名身著軍裝的人員（臂章帶有“憲兵”字標識），以囂張姿態(tài)站在建筑門前。

偽滿洲國成立后，日軍在滿洲里等邊境地區(qū)派駐憲兵隊，負責鎮(zhèn)壓反抗、管控社會、配合殖民統(tǒng)治。

這是1936年方大曾拍攝的偽冀東政權(quán)統(tǒng)治下的紗廠，年輕的女工們身著簡陋的衣衫、系著圍裙，在機器轟鳴的車間里操作紡紗設備，車間里布滿了工業(yè)化的紡紗器械，女工們神情疲憊，透著被壓榨的勞作狀態(tài)。

1935年“冀東事變”后，日本扶植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了華北部分地區(qū)的經(jīng)濟資源（包括紡織等產(chǎn)業(yè)）。這家紗廠正是日偽勢力掠奪中國資源、壓榨勞工的工具之一：女工們不僅要承受超長工時、超低報酬，還處于日偽的殘酷管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