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發(fā)來的電報，十萬火急，上面的每一個字都透著殺氣。

蔣介石的命令很直接：動用一切力量，把一支叫“紅軍”的隊伍，徹底摁死在甘肅南部的山溝里，不許一個人跑出去。

電報的接收人，是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楊積慶。

此刻，他手握著這張薄薄的紙，卻感覺有千斤重。

這事兒擱在1935年的秋天，誰都知道蔣委員長正在全力“剿匪”。

地圖上，他的中央軍主力，胡宗南那撥人，已經(jīng)把東邊的路堵死了；甘肅本地的軍閥魯大昌，守著洮河，也不是善茬。

現(xiàn)在，這最后的希望，或者說，最后的鐵閘，就落在了楊積慶的肩上。

他被南京封為“洮岷路保安司令”，手底下管著兩千多號藏兵，控制著紅軍北上的唯一通道。

只要他一聲令下，把山一封，路一斷，那支在草地里快要餓死的軍隊，就真的插翅難飛了。

對南京那邊來說，這根本不是一個選擇題。

楊積慶是國民政府冊封的官，拿著官方的俸祿，理應(yīng)為黨國效忠。

但他們不了解這個生活在甘南深山里的土司。

楊積慶這人，跟別的土司不太一樣。

他家祖上幾百年都在這兒，但他腦子里的東西，卻是新的。

他愛看書，漢話講得比很多漢人還溜。

更時髦的是，他在自己那古色古香的衙門里，裝了發(fā)電機，晚上能亮起電燈。

他還玩照相機，把上海、天津的報紙當每天的必讀功課，甚至還在那些大城市開了自己的商行。

正是因為看得多，想得也多，楊積慶對南京那幫官員的做派，心里跟明鏡似的。

這些年，國民政府打著各種旗號，又是“改土歸流”，又是征收重稅，明擺著就是想把他們這些地方勢力一點點吃掉。

他們嘴上喊著“一個國家”，實際上卻把藏區(qū)當成可以隨意搜刮的肥肉，把他們這些土司當成隨時可以犧牲的棋子。

他早就看透了，給蔣介石賣命，就是拿自己族人的血，去填別人爭權(quán)奪利的坑。

電報催了一封又一封，胡宗南那邊也在施壓。

楊積慶把自己關(guān)在屋里，反復(fù)盤算。

出兵，跟著去打紅軍？

自己的部隊打光了，誰來保衛(wèi)卓尼這片土地？

到時候，不管是蔣介石還是地方軍閥，都能輕易地吞并他的地盤。

可要是不出兵，那就是公然抗命，后果同樣嚴重。

就在他左右為難的時候，一些關(guān)于紅軍的消息，零零散散地傳到了他的耳朵里。

他聽說這支軍隊紀律特別好，不搶老百姓的東西，還宣傳要北上打日本人。

這跟那些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軍閥部隊，完全是兩碼事。

民族大義，這四個字，楊積慶是懂的。

他默默做出了一個決定，一個在當時足以掉腦袋的決定：對南京的命令，陽奉陰違。

他給手下人傳下話去：“紅軍只是路過，不要去招惹他們，更不許主動開槍�！�

同時，他給南京回電報，找了各種借口，說自己的兵力不足，地形復(fù)雜，正在“積極部署”，實際上卻按兵不動。

這張由胡宗南、魯大昌和楊積慶三方織成的大網(wǎng)，就這樣被他自己，從最關(guān)鍵的部位，撕開了一個口子。

此時此刻，那支名為“陜甘支隊”的紅軍隊伍，正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走在楊積慶的轄區(qū)里。

他們剛從地獄般的草地爬出來，每個人的臉都是灰黃色的，嘴唇干裂，眼神空洞。

他們吃光了身上所有的糧食，開始吃皮帶，吃草根，甚至吃一些根本不能吃的東西。

饑餓，像一條毒蛇，纏繞著每一個人。

更要命的是，他們不知道下一頓飯在哪里，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

就在這支隊伍瀕臨絕望的時候，奇跡發(fā)生了。

偵察兵氣喘吁吁地跑回來報告，說在前面一個叫崔古倉的地方，發(fā)現(xiàn)了一個巨大的糧倉。

戰(zhàn)士們一聽，眼睛里瞬間有了光。

當他們趕到糧倉時，卻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糧倉的大門，虛掩著，上面沒有掛鎖。

推開門，一股糧食的香氣撲面而來。

里面堆著小山一樣的青稞，黃澄澄的，足足有幾十萬斤。

對于這些快要餓死的戰(zhàn)士來說，這比金山銀山還要寶貴。

但沒有人沖上去哄搶。

他們嚴格遵守著紀令，由部隊的后勤人員統(tǒng)一登記，按人頭分發(fā)。

領(lǐng)完糧食后，他們在糧倉的門板上，用燒黑的木炭寫下了一行字，記錄了某年某月某日，某部隊在此借糧多少，并且留下了部隊里僅有的一些銀元和幾張?zhí)K維埃政府的借據(jù)，雖然他們自己也知道，這借據(jù)能不能兌現(xiàn)，都是個未知數(shù)。

這批從天而降的糧食，救了中央紅軍的命。

戰(zhàn)士們終于吃上了一頓飽飯，體力迅速恢復(fù)。

這扇沒有上鎖的門，正是楊積慶送給他們的第一份大禮。

他的不抵抗、不報告，為紅軍爭取到了最關(guān)鍵的喘息時間。

精力恢復(fù)的紅軍，緊接著就面臨著整個長征路上最后一道，也是最險峻的一道關(guān)卡——臘子口。

那地方，就是兩座直插云霄的懸崖中間夾著一條河，唯一的通道是一座小木橋。

魯大昌的部隊在對面懸崖上修滿了碉堡，機槍口黑洞洞地對著橋面。

這地方，別說一支軍隊，就是飛過去一只鳥都難。

1935年9月17日，戰(zhàn)斗打響。

紅軍戰(zhàn)士用最原始的辦法，正面強攻吸引火力，另一隊人從背后沒有人走過的懸崖峭壁上，硬是攀爬了上去，像神兵天降一樣出現(xiàn)在敵人背后。

經(jīng)過一天一夜的血戰(zhàn)，紅軍以巨大的代價，終于拿下了這個“鬼門關(guān)”。

臘子口一開，通往陜北的道路就徹底暢通了。

蔣介石在甘南圍殲紅軍的計劃，宣告徹底失敗。

當毛澤東帶著隊伍走出大山，在哈達鋪的一個小鎮(zhèn)上，從一張舊報紙上得知陜北還有劉志丹的紅軍和根據(jù)地時，他無比興奮。

那首著名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正是在這種心情下寫成的。

他可能并不知道，這份“開顏”的背后，有一個素未謀面的藏族土司，在最關(guān)鍵的時刻，為他們悄悄地打開了一扇門。

故事到這里并沒有結(jié)束。

一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8月，張國燾率領(lǐng)的紅四方面軍北上，再次路過楊積慶的地盤。

這一次，敵人更加警覺。

臨潭一帶的反動武裝聯(lián)合青海的馬步芳，氣勢洶洶地要“會剿”紅軍，并且再次點名要求楊積慶出兵。

壓力比一年前更大。

但楊積慶的選擇，也比一年前更堅定。

這一次，他不再是消極地不作為，而是主動派出了自己的親信，在深夜里，帶著一封密信、兩匹好馬和七只肥羊，找到了紅四方面軍的指揮部。

信里的意思很明確：我們互不侵犯，我給你們讓出一條路，你們盡快通過。

于是，紅四方面軍數(shù)萬大軍，在他的轄區(qū)內(nèi)安然穿行，沒有受到任何阻礙。

楊積慶不僅給大部隊讓路，還為那些掉隊的紅軍傷病員提供了庇護。

在他的默許下，他的下屬和當?shù)氐牟孛�，收留了�?shù)百名走散的紅軍戰(zhàn)士。

有的人被安排去修糧倉、淘金子，更多的人被善良的藏民收為養(yǎng)子、養(yǎng)女，從此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fā)芽。

直到幾十年后，人們還能在迭部縣找到十幾位健在的老紅軍，他們就是那段歷史活生生的見證。

然而，楊積慶的善舉，并沒有給他帶來好運。

紅軍兩次安然無恙地從他的地盤穿過，讓蔣介石顏面掃地。

那個負責堵截的軍閥魯大昌，為了推卸責任，惡人先告狀，向南京遞上一份報告，誣陷楊積慶“通匪”、“私開糧倉資敵”。

正在氣頭上的蔣介石，根本不聽任何解釋，當即下令“嚴辦”。

一場針對楊積慶的陰謀，就此展開。

1937年8月25日，在卓尼的博峪地方，楊積慶被他手下一個叛變的團長包圍。

槍聲響起，這位深明大義、目光長遠的藏族土司，連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家七口人，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

那一年，他才48歲。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善意，在歷史的關(guān)鍵節(jié)點上，幫了紅軍一個天大的忙，卻沒能保住自己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