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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周，鄭律師忙于多場庭審，更新略有減少。不過也正是在頻繁開庭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不少值得深思、頗具代表性的問題。

今天，便挑選其中一個，與各位一同分享。

1.案件經(jīng)過

這是一起發(fā)生在北京地鐵內的同性乘客互摸下體案件。

雙方被便衣人員當場控制后，執(zhí)法機關最終援引《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六條第四款所規(guī)定的“其他尋釁滋事行為”，對我的委托人作出了行政拘留五日的處罰決定。

委托人對此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將公安機關訴至法院。一審法院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本周，該案已在北京二中院進入二審詢問程序。

2.爭議焦點

本案的核心爭議，集中于案涉行為的法律定性問題。

作為訴訟代理人，鄭律師認為，在未發(fā)生生殖器裸露、亦未造成公共秩序實際受擾的情況下，所謂“地鐵互摸”行為至多屬于道德評價范疇，尚不足以上升為行政違法，更不應以“尋釁滋事”為由對當事人處以行政拘留這一最為嚴厲的治安處罰措施。

3.代理人觀點

鄭律師認為案涉行為不屬于“其他尋釁滋事”行為的理由理由，主要有三。

（1）不符合“其他尋釁滋事行為”的法定構成要件。

2026年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雖尚未在本案事發(fā)時生效，但其對“其他尋釁滋事行為”構成要件的明確表述，真實、集中地反映了立法者對該類行為的立法本意與價值取向，即通過限縮性規(guī)定，防止兜底條款被無限擴張適用。

在行政法層面，新法首次將“其他尋釁滋事行為”明確限定為同時具備：“無故侵擾他人、擾亂社會秩序”兩項要件。

??26年《治安管理處罰法》原文??

尤需注意的是，法條中兩要件之間使用的是頓號，而非選擇性或概括性表述，表明二者系并列構成要件，必須同時滿足，缺一不可。

回到本案，首先并不存在“無故侵擾他人”的情形。結合雙方的詢問筆錄可以明確看出，案涉行為并非單方強加于人，而是雙方在明知且默許的情況下，隔著衣物進行觸碰、摩擦。若一定要區(qū)分“被侵擾者”，那么從行為先后順序看，事發(fā)當時系對方首先對我的委托人進行試探性接觸，我的委托人并非主動侵擾他人一方。

其次，被上訴人未舉證“擾亂社會秩序”。根據(jù)便衣人員拍攝的現(xiàn)場視頻，完整時長為4分58秒，其中能夠清晰、完整辨識互摸行為的畫面僅約十秒。且受限于地鐵車廂擁擠、鏡頭晃動等客觀因素，畫面本身并不能清楚呈現(xiàn)所謂“互摸”的具體行為。當然，這并非關鍵所在。真正的問題在于，在整段近五分鐘的視頻中，并未體現(xiàn)出因我方當事人的行為而導致車廂秩序發(fā)生任何異?；蚧靵y。

為進一步驗證這一點，鄭律師將視頻音頻單獨導出，隨機邀請身邊的朋友、同事以及小學生完整聽取音頻內容，并詢問其直觀感受：是否能聽出車廂內存在異常情況或秩序被擾亂的跡象。所有受詢者的反饋高度一致，均認為“聽不出任何異?！?。這從側面印證了一個基本事實——案涉行為并未對公共秩序造成現(xiàn)實、可感知的影響。

在同時缺乏“無故侵擾他人”與“擾亂社會秩序”這兩項法定要件的情況下，將本案行為定性為“其他尋釁滋事行為”，顯然缺乏法律依據(jù)。

（2）即便依一審法院所闡釋的更為具體的“其他尋釁滋事行為”標準，委托人行為亦不符合。

鄭律師在此將一審判決中關于“其他尋釁滋事行為”的裁判思路呈現(xiàn)給各位讀者。一審法院對該概念的理解，與2026年新修訂《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立法取向基本一致，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列舉并細化了多種典型的尋釁滋事行為形態(tài)。

??本案一審判決原文??

在此背景下，不妨將本案作為一道“選擇題”，逐項對照判斷委托人的行為究竟落入哪一類型之中。

其一，是否屬于肆意挑釁？顯然不成立。案涉行為系雙方在默許、同意的前提下發(fā)生，不存在單方挑釁、強加行為的問題。

其二，是否屬于隨意毆打、騷擾他人？同樣不成立。委托人并未實施任何毆打行為，也不存在單方騷擾他人的情形。即便從“騷擾”的角度進行評價，結合行為的發(fā)起順序，委托人反而更接近于“被騷擾”的一方。

其三，是否屬于任意損壞、占用公私財物？本案中并無任何證據(jù)表明存在損壞或占用公私財物的行為，該項亦顯然不符。

其四，是否屬于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更無從談起。便衣人員拍攝的約4分48秒現(xiàn)場視頻客觀顯示，事發(fā)過程中地鐵車廂秩序始終平穩(wěn)，未出現(xiàn)起哄、圍觀或秩序混亂的情形。

至此，還剩下“是否擾亂公共秩序”。然而，無論是現(xiàn)有的視頻資料、詢問筆錄，還是委托人向我轉述的一審庭審情況——被告方亦僅以“擔心此類行為若不禁止可能引發(fā)輿情”作為理由——均恰恰說明：所謂風險停留在假設層面，而非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實。在事發(fā)當下，并不存在公共秩序被實際擾亂的客觀情形。

（3）北京市公安機關其他分局的行政處罰實踐，進一步印證被上訴人的認定屬于個案性、擴張性理解。

為驗證被上訴人對“其他尋釁滋事行為”的理解是否具有普遍性，鄭律師專門對北京市公安局官網(wǎng)近期公開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進行了系統(tǒng)檢索、收集與整理，共選取了十份涉及尋釁滋事的處罰決定作為樣本進行比對分析。

??昌平公安一尋釁滋事行政處罰決定書??

通過對上述決定書的內容梳理可以清晰發(fā)現(xiàn)，除本案被上訴人外，北京市其他公安分局對“其他尋釁滋事行為”的理解與適用，均與2026年新修訂《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立法取向一致，法律適用路徑清晰、標準穩(wěn)定，并不存在任意擴張兜底條款的情形。

以具體案例為例，“酒后無故毆打他人”“酒后無故生非，以酒瓶毆打他人”“酒后無故損毀他人車輛”“酒后無故辱罵、毆打網(wǎng)約車司機”等行為，均被依法認定為尋釁滋事。

這類行為具有高度一致的特征：行為人無正當理由主動侵擾他人，并且以暴力、辱罵或破壞行為直接造成公共秩序的現(xiàn)實混亂。

可以看出，“無故侵擾他人”與“擾亂社會秩序”這兩個核心特征，在上述案例中均表現(xiàn)得十分明確、具體且可感知。與之相比，本案中被上訴人對案涉行為的認定，顯然背離了北京市公安機關整體、穩(wěn)定的執(zhí)法共識，更難以成立。

4.處罰依據(jù)

除援引《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六條第四項外，被上訴人即公安機關還主張，本案所涉“地鐵互摸”行為構成尋釁滋事，其依據(jù)來源于《治安管理處罰法釋義與實施指南（2014版）》中的相關解釋。

在庭審談話過程中，代理人系首次聽聞該“依據(jù)”。經(jīng)當庭網(wǎng)絡檢索，并未發(fā)現(xiàn)任何法律法規(guī)或規(guī)范性文件作出相同規(guī)定，進一步追問后方才得知，所謂“依據(jù)”僅系一本書籍的名稱，而非現(xiàn)行有效的法律規(guī)范。

??被上訴人參考書籍??

庭審結束后，代理人依法調取并查閱了該書。該書第291頁在對“尋釁滋事”行為進行概括性描述時，確有如下表述：“出于取樂、尋求精神刺激等目的，在公共場所無事生非，制造事端，擾亂公共秩序。”

??被上訴人參考依據(jù)??

然而，上述表述顯然不能作為本案行政處罰的合法依據(jù)，理由至少包括以下三點：

首先，該《釋義與實施指南》本質上屬于學理性參考書籍，而非法律、行政法規(guī)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規(guī)范性文件。依照行政處罰法定原則，行政處罰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jù)，任何機關均不得以學術著作、內部資料或參考性文本作為設定或認定違法行為的依據(jù)。

其次，即便從該書內容本身來看，其權威性亦存在明顯自我否定。該書編者在末頁明確說明：“由于編者水平有限，加上編寫時間倉促，本書難免有不準確、不透徹之處，對實務問題的分析也可能不全面。”既然作者已明確提示內容可能存在不準確之處，更不應被行政機關直接作為認定公民違法、作出處罰決定的依據(jù)。

??該書結尾??

再次，從該表述的內部邏輯看，其構成要件本身即為并列關系，即行為須同時具備“出于取樂、尋求精神刺激的目的”以及“在公共場所無事生非，制造事端，擾亂公共秩序”的客觀結果。然而，回到本案證據(jù)體系，被上訴人并未提交任何證據(jù)證明案涉行為已實際造成公共秩序被擾亂，更談不上“制造事端”。在缺乏客觀結果的情況下，顯然不符合其自行援引的標準。

綜上，無論從法律效力、依據(jù)來源，還是從構成要件的適用角度看，《治安管理處罰法釋義與實施指南（2014版）》均不屬于判斷本案行為是否構成尋釁滋事的合法依據(jù)。被上訴人以該書內容作為認定基礎，既違反行政處罰法定原則，也無法經(jīng)受法律邏輯與依據(jù)合法性的檢驗。

律師觀察

通過對本案法律依據(jù)、裁判說理以及同類執(zhí)法實踐的系統(tǒng)梳理，可以看到，本案爭議的本質并不在于情緒評價或道德立場，而在于行政權力的邊界應當如何被法律所約束。當“尋釁滋事”這一兜底性條款被過度擴張適用時，其風險不僅關乎個案當事人的人身自由，更關乎行政處罰法定原則與法律適用的可預期性。

在充分了解上述代理觀點之后，各位如何看待本案中案涉行為的法律定性？歡迎通過投票方式表達您的判斷與立場。

如果你也關心行政處罰的邊界問題，想持續(xù)看到一線案件中真實發(fā)生的執(zhí)法與裁判細節(jié)，歡迎加入我們的案件討論群。很多問題，只有放在具體個案中拆解，才能看清法律真正站在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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