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公元1367年，元朝末年的吳王朱元璋在應天府（今江蘇南京）令徐達為元帥，藍玉為將軍領兵二十萬，兵分兩路出師北伐，討伐元順帝。為了宣揚大義，朱元璋頒布了《諭中原檄》。檄文提出的政治口號是：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最后一句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愿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yǎng)無異。

這段話的意思是無論是蒙古人還是色目人，雖然不是土生土長的華夏人，但他們只要能恪守中華的法律，禮儀道德，愿意成為中華子民，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朱元璋建立的大一統(tǒng)明王朝，實行帝國境內各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與蒙元滿清有著本質區(qū)別。

據(jù)考證，當時生活在中國境內的70%色目人和50%的蒙古人選擇了留在了大明。

站在漢人的角度，朱元璋推翻元朝、驅逐蒙古統(tǒng)治者、重建漢人政權，毫無疑問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大正向事件。它結束了近百年的游牧民族統(tǒng)治，重建了中斷已久的中原政治秩序，恢復了漢人社會的文化自信與國家認同。從這一點看，朱元璋完全配得上一代雄主的評價。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到1368年退出中原，存續(xù)了約97年。隨后北元陸續(xù)分裂，不再作為一個完整的國家存在。1635年黃金家族后裔，察哈爾部首領林丹汗病死，其子額哲向后金皇太極投降，獻上傳國玉璽。皇太極隨即宣布蒙古大汗法統(tǒng)歸于大清。北元就此結束。

明太祖朱元璋一生9次北伐，永樂帝朱棣一生五次北伐，父子倆人都算得上一代明主。

1644年滿清入關，使中華文明走向自閉，開始落后于西方文明。正因如此，巍巍大明至今令很多人懷念推崇。

不過，驅逐胡虜?shù)拿褡鍎倮�，并沒有為人民帶來制度上的松綁，朱元璋親手把中國重新按進了更深層次的封建專制結構之中，以更徹底的方式，強化了君臣之間的身體羞辱與精神馴化。最具象、也最致命的標志，就是跪拜禮的全面制度化。

這不是制度細節(jié)問題，而是文明走向的問題。

元朝的統(tǒng)治，本質上是一種帶有強烈民族等級色彩的征服秩序。四等人制度把漢人尤其是南人長期壓制在政治邊緣，士人上升通道被堵死，文化主體性被侵蝕。

朱元璋起兵之初，高舉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的旗號，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恢復科舉、重建郡縣、以儒家禮法重塑國家框架，這一系列動作的歷史意義極其明確：它不僅是改朝換代，更是一次文明自救。

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在制度上的倒退，才顯得格外刺眼。

如果把時間軸稍微拉長，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被很多人刻意忽略的事實：在封建時代，中國并非始終處于極端跪拜的狀態(tài)。唐宋兩代，恰恰提供過另一種可能性。

唐朝前期，朝堂之上存在坐而論道的傳統(tǒng)，高級官員可以與皇帝同坐議政，進諫不以匍匐為前提，皇權與士大夫之間維持著一種微妙但真實的張力。宋朝時期，椅子開始普及，跪坐不再是常態(tài)，為了顯示皇帝與大臣地位的不同，朝會多為站立奏事，保留了相對克制的禮儀邊界。

一直到南宋，士大夫一直以與天子共治天下來進行自我定位。

這種議政禮儀的意義，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精神內核。一定程度上承認尊卑有序，卻不否定朝臣的尊嚴；強調秩序，不要求人格折損。

元朝時開始推廣跪拜之禮，但沒有形成制度化。朱元璋本可以在驅韃復漢之后，恢復漢唐之禮，但他選擇了另一條路。他不僅恢復跪拜，而且推向前所未有的極端變成了日常政治的基本姿態(tài)。

朱元璋即位后，先后頒布《洪武禮制》（1370年）和《大明集禮》，后由嘉靖朝正式編入《大明會典》。其中對跪拜禮作出明確規(guī)定：

無論品級高低，官員面見皇帝一律跪奏，身體匍匐于地，不得直視皇帝，奏畢再跪謝退出。

三跪九叩作為最高禮節(jié)，用于元旦、冬至、萬壽節(jié)等重大朝賀場合，以及新帝登基、冊立太子等國家大典。

百姓見地方官（知縣、知府等），必須下跪。

訴訟時，原告、被告均需跪于堂下，稱為跪堂。

這一規(guī)定將跪拜從宮廷禮儀擴展至社會基層，使跪成為平民身份卑微的日常象征。

在民間祭祖、婚喪等禮儀中，跪拜也被廣泛推廣，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禮制體系。

“宋臣立，明臣跪”，正是皇權專制不斷強化的縮影。

朱元璋通過跪拜禮，徹底消解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地位，將所有人都降格為皇權的奴仆。

《明史·禮志》說，朱元璋的目的就是尊君抑臣。跪拜不僅是禮儀，更是心理馴化工具，通過反復的身體屈服，可以內化臣民的服從意識。

明朝禮儀，是朱元璋以禮為刃，構建絕對皇權秩序的政治工程，在精神內核上走向了更深的專制與奴役。

理解明朝跪拜之制，不僅關乎禮儀變遷，更是洞察中國帝制晚期皇權如何通過身體規(guī)訓實現(xiàn)精神控制的關鍵窗口。更嚴重的是，這種身體姿態(tài)的強制，并非止于朝廷，而是向社會全面滲透。百姓見官要跪，士人奏事要跪，權力通過反復的身體折疊，被刻進每一個人的心理結構之中。跪拜不再是禮，而是馴化，是服從，是對任何獨立意志的提前壓制。

這一選擇，并非文化慣性，而是高度自覺的政治設計。

朱元璋一方面高舉恢復中華的大旗，另一方面通過跪拜禮、文字獄、誅殺功臣，把所有可能制衡皇權的力量徹底壓平。

他說得很直白：禮法不嚴，何以懾天下？

這句話，幾乎可以視為明清專制的精神起點。

驅逐韃虜完成了，漢人的士大夫精神也隨之終結了。唐宋時期尚存的政治張力，在明朝被系統(tǒng)性消滅，官員從參與治理者退化為執(zhí)行工具，人格尊嚴讓位于絕對服從。滿清正是借助這套已經(jīng)高度成熟的跪拜與專制結構，才能迅速完成對中原的制度接管。

1644年之后，明朝跪拜禮被清朝全盤繼承并進一步極端化，不僅要跪拜，還要磕響頭，直至清末民初，跪拜仍被視為國粹與忠孝的象征。

明清六百年，皇權越來越集中，社會越來越低頭，制度越來越缺乏自我更新能力。

1912年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明令廢除跪拜禮，改行鞠躬，標志著這一千年禮制的終結。

歷史的殘酷就在于此，一個民族在贏得尊嚴的同時，也可能親手鎖死未來。朱元璋正是這種矛盾的集中體現(xiàn)。他完成了漢文明的自救，也開始了全面馴化。

如果只停留在民族情緒層面，而不反思制度結構，任何復興，都可能只是換一張面孔的舊秩序。

文明復興，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讓所有人平等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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