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特務徐遠舉女兒徐繼紅突然回大陸探訪，她來到了北京一處檔案館前，手里緊握著一本名為《血手染紅巖——徐遠舉罪行實錄》的書。

這本書由公安部檔案館整理編注，詳細記錄了她父親徐遠舉作為國民黨軍統(tǒng)特務頭目的罪行。

然而這本書的最后一頁，卻沒有記錄關于她父親死亡的細節(jié)，此次回大陸，她最想弄清楚的問題只有一個：“我父親究竟怎么死的？”

徐遠舉

徐遠舉的名字，因小說《紅巖》而廣為人知，書中那個冷酷無情的特務頭子徐鵬飛，原型就是他本人。

但在這本1991年出版的罪行實錄中，徐遠舉卻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看過小說《紅巖》的人都知道書中那慘烈的大屠殺，都不會忘記指揮屠殺的特務頭子徐鵬飛，徐鵬飛的原型就是本文作者徐遠舉?！?/strong>

這種自我指認令人震驚，一個歷史罪人，在囚禁中親自提筆，承認自己就是文學作品中那個惡魔的原型。

徐遠舉在自述材料中詳細描述了1949年11月27日那個夜晚：渣滓洞、白公館的槍聲，數百名政治犯倒在血泊中，他的筆觸冷靜得可怕，仿佛在描述別人的罪行。

但徐遠舉的筆下不只有罪行，在另一份交代材料中，他寫道：“特務們偶然得手后，便更瘋狂地擴大戰(zhàn)果，企圖扼殺革命，把中共地下黨一網打盡，我的毒辣陰謀即由此開始?！?/p>

這種自我剖析的語句，讓后人看到了一個不同于小說形象的徐遠舉——一個在歷史洪流中被裹挾前行，最終淪為屠殺機器的人。

軍統(tǒng)三劍客之一的徐遠舉，在1949年之前的職業(yè)生涯堪稱“輝煌”，他從黃埔軍校畢業(yè)，加入復興社，憑著過人的能力和冷酷的手段，在軍統(tǒng)系統(tǒng)中迅速爬升。

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他在北方從事對日情報工作，抗戰(zhàn)勝利后，則把全部精力用于對付共產黨。

1949年，國民黨政權潰敗前夕，徐遠舉被委以重任，負責重慶地區(qū)的“肅清”工作，正是這段經歷，讓他成為了《紅巖》中徐鵬飛的原型。

徐遠舉的女兒可能不知道，她的父親在監(jiān)獄中的表現頗為特殊，1956年從重慶轉押至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后，徐遠舉成為了最配合改造的戰(zhàn)犯之一。

據當年管理所工作人員回憶，徐遠舉在撰寫歷史材料時“最為賣力”，他先后完成了《康澤的歷史》《重慶大屠殺大破壞自述》等多份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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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材料后來成為研究那段歷史的一手資料，他的文字直白而詳盡，從不回避自己在歷史事件中的角色和責任。

在管理所里，徐遠舉的日常生活很有規(guī)律，每天早晨六點起床，整理內務，學習政治理論，下午參加勞動。

他主要負責糊紙盒的工作，起初笨手笨腳，后來逐漸熟練，管理所偶爾會組織戰(zhàn)犯們參觀北京的建設成就，徐遠舉每次都很認真地做筆記。

徐遠舉的獄友沈醉后來回憶說：“徐遠舉性格急躁，但對待寫材料這件事卻異常耐心，”這種耐心可能源于他對未來的某種期待。

1959年，第一批戰(zhàn)犯獲得特赦，其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徐遠舉雖然不在第一批名單中，但他看到了希望。

但希望卻在1966年破滅，“特殊時期”開始后，戰(zhàn)犯特赦工作全面停止，更讓徐遠舉難以接受的是，一些已經獲釋的戰(zhàn)犯被重新關押，政治風向的突變，讓他對未來感到迷茫。

但即使在最困難的時期，徐遠舉仍守住了一條底線，沈醉在回憶錄中提到：“‘四人’為了整倒一批老干部，到處逼人寫黑材料。

但徐遠舉寧肯挨罵甚至挨打，也不亂咬人，”當有人試圖逼迫他捏造材料誣陷他人時，徐遠舉嚴詞拒絕：“這不是共產黨的傳統(tǒng)和光明磊落的作風?！?/p>

1973年1月，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徐遠舉在秦城監(jiān)獄的工廠里勞動，那天他的任務是縫制棉衣，由于視力不佳，他的工作效率很低，產品質量也不合格，管教干部批評了他幾句，

據當時同在秦城監(jiān)獄的沈醉回憶，徐遠舉當場就情緒激動起來，“我這么大年紀了，眼睛又不好，能做這樣已經不錯了！”他大聲爭辯道，爭吵持續(xù)了十幾分鐘，最后徐遠舉氣呼呼地回到監(jiān)舍。

當天晚上，徐遠舉做了一件令人費解的事，他在接近零度的天氣里，用冷水沖澡，洗完澡剛走出衛(wèi)生間，他就暈倒在地。

獄方立即將他送往醫(yī)院，但為時已晚，醫(yī)院診斷結果為腦血管破裂，經過搶救無效死亡，時間定格在1973年1月22日，徐遠舉終年59歲。

官方出具的死亡證明上寫著“腦溢血病死”，這個結論簡單明了，卻留下了諸多疑問：一個患有高血壓的人，為何在寒冬用冷水沖澡？情緒激動是否誘發(fā)了血管破裂？這些細節(jié)在官方記錄中都沒有詳細說明。

徐遠舉的女兒在1991年看到的，正是這份簡潔的死亡記錄，她可能不知道，父親去世時身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只有監(jiān)獄的工作人員和醫(yī)護人員，他的遺體火化后，骨灰被存放在八寶山公墓，編號“116”。

歷史對徐遠舉的最終定位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雙手沾滿鮮血的歷史罪人，另一方面，他在改造期間的表現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

他撰寫的史料成為研究那段歷史的重要文獻，他的合作態(tài)度也為他贏得了些許積極評價，徐遠舉去世后的第三年，即1975年，最后一批戰(zhàn)犯獲得特赦，其中包括他的老同事周養(yǎng)浩。

周養(yǎng)浩出獄后申請去臺灣，卻被臺灣當局拒絕入境，最終只能遠赴美國，徐遠舉沒有等到這一天，他的生命在1973年的寒冬戛然而止。

當徐遠舉的女兒合上那本《血手染紅巖》時，她或許理解了一個殘酷的事實：有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永遠無法令人完全滿意。

歷史記錄可以告訴人們事件的過程，卻無法傳遞那一刻的溫度；檔案可以記載死亡的原因，卻無法解釋生命的全部。

徐遠舉的生命軌跡，從湖北大冶的農家子弟，到黃埔軍校學員，再到軍統(tǒng)要員，最后成為戰(zhàn)犯在監(jiān)獄中離世，勾勒出一個被歷史洪流裹挾的個體命運。

而他女兒1991年的追問，則成為了連接歷史與當下、罪孽與親情、記錄與記憶的一個特殊節(jié)點，在那個春天，她帶著問題來到大陸，最終帶走的，可能是更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