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九年（1893年）七月，蘇州閶門碼頭。

一艘官船正準(zhǔn)備起錨，突然，岸上沖過來一個仆人模樣的漢子，死活拽著船上的差役不松手，扯著嗓子沖著船艙里面大喊：

“我家老爺給您的信里可有一萬兩銀票！您收了錢，怎么不給我個回條？沒回條我回去怎么交差！”

這一嗓子，就像一顆炸雷，瞬間炸翻了碼頭上的平靜。

圍觀的老百姓驚呆了，船上的差役嚇傻了，而坐在船艙里的那兩名朝廷大員，更是冷汗瞬間濕透了后背。

喊話的這個“愣頭青”，叫陶阿順。

他這一嗓子，不僅把自己送進(jìn)了大牢，把自家老爺送上了斷頭臺，更是一腳踢翻了整個浙江周氏家族的“豪門飯碗”。

他嘴里的“老爺”，正是魯迅的親爺爺——晚清翰林、內(nèi)閣中書周福清。

這一年，遠(yuǎn)在紹興老家的少年魯迅（周樹人）才12歲。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原本無憂無慮的“富二代”生活，會因為這幾百里外的一聲吆喝，戛然而止。

周福清這人，其實是個能人。

在晚清那個年代，能考中進(jìn)士，點進(jìn)翰林院，最后干到內(nèi)閣中書，那絕對是人中龍鳳。但這老爺子有一塊心病，那就是他的兒子——魯迅的父親周伯宜。

周伯宜讀書很用功，秀才早早就考上了，可偏偏在考舉人這一關(guān)，卡住了?？剂艘淮斡忠淮危偸敲鋵O山。眼瞅著兒子都32歲了，還是個秀才，周福清急得滿嘴起泡。

當(dāng)?shù)亩贾溃约夯斓迷俸?，兒子要是立不起來，這萬貫家財遲早也是別人的。

恰逢光緒十九年，慈禧太后要過六十大壽。朝廷為了討老太后歡心，特意開了“恩科”，也就是增加了一次考試機會。

周福清覺得，這是老天爺給的最后一次機會。

他在官場混了大半輩子，信奉的是“富貴險中求”。既然兒子憑真本事考不上，那就用“鈔能力”開路。

他打聽到，這次浙江鄉(xiāng)試的主考官，名叫殷如璋。

巧了！這殷如璋不僅是他的進(jìn)士同年，兩人私交還相當(dāng)不錯。

在周福清看來，這簡直是天作之合：考官是老鐵，自己手里有錢，只要把錢送到了，讓兒子在考卷上寫下約定的暗號（行話叫“關(guān)節(jié)”），這舉人功名不就是板上釘釘?shù)氖聠幔?/p>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周福清還拉上了5家也要參加考試的親友，大伙兒一湊，整整湊了一萬兩白銀。

在那個年頭，一萬兩白銀是什么概念？足夠在北京城買下幾套頂級的四合院。這是一筆能把死人砸活的巨款。

錢有了，關(guān)系有了，計劃也有了。只要這個計劃悄悄地執(zhí)行，這就是一場不知不覺的交易。

壞就壞在，周福清此時因為母親去世，正在家丁憂守孝。按照規(guī)矩，他是不能隨便見官的。于是，他做出了這輩子最昏頭的一個決定：

他沒有親自出馬，而是派了家里的仆人陶阿順去蘇州半路攔截殷如璋的官船。

陶阿順是個什么人？說好聽點叫忠誠，說難聽點就是個“一根筋”的莽夫。

他根本不懂官場上那些彎彎繞繞，只認(rèn)一個死理：老爺交代的差事，必須辦得明明白白。

周福清千叮嚀萬囑咐：信一定要親手交給殷大人，如果他不方便見，就把信留下。

到了蘇州碼頭，陶阿順找到了殷如璋的官船。他把周福清的名帖和那封裝著一萬兩銀票的密信，遞給了看門的差役。

按理說，這種見不得光的事，得講究個心照不宣。

此時，坐在船艙里的殷如璋其實已經(jīng)看到了信。面對老同學(xué)送來的一萬兩巨款，你要說他不心動，那是假的。

但問題是，殷如璋身邊還坐著一個人——副主考周錫恩。

這就是周福清算漏的地方。朝廷為了防作弊，主考和副考是形影不離的。

殷如璋看著桌上的信，心里正盤算著怎么先把這事兒糊弄過去，等沒外人的時候再收錢。于是，他假裝沒看見，把信壓在茶碗底下，繼續(xù)跟副主考聊天。

船艙外，陶阿順等急了。

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這傻仆人心里犯起了嘀咕：萬一這當(dāng)官的吞了銀票不認(rèn)賬怎么辦？我回去怎么跟老爺交代？

越想越急，越急越燥。眼看船要開了，陶阿順腦子一熱，干出了那個讓后人目瞪口呆的舉動。

他站在碼頭上，扯開嗓門就開始喊：“信里有一萬兩銀票！給個回條啊！”

這一嗓子，把船艙里的殷如璋逼到了懸崖邊上。

如果這時候殷如璋還想保周福清，那旁邊的副主考周錫恩一旦回京告發(fā)，殷如璋自己就是滿門抄斬的罪過。

在官場上，死道友不死貧道，這是鐵律。

殷如璋臉色瞬間一變，為了自證清白，他當(dāng)著副主考的面，拍案而起，大喝一聲：“把那個狂徒給我拿下！”

隨后，當(dāng)眾拆開信件，一萬兩銀票赫然在目，信里還清清楚楚寫著讓兒子作弊的“關(guān)節(jié)”。

鐵證如山，神仙難救。

消息傳到京城，光緒皇帝龍顏大怒。

本來大清朝就內(nèi)憂外患，這幫官員還在眼皮子底下搞這種丑事。皇帝朱筆一揮：革職，抓人，嚴(yán)辦！

周福清聽到風(fēng)聲，先是嚇得躲到了上海，后來知道躲不過去，只能回老家自首。

這一案，原本是要判“斬立決”的。虧得那年是慈禧大壽，為了不添晦氣，朝廷才改判了“斬監(jiān)候”（相當(dāng)于死緩），后來又改判牢固監(jiān)禁。

雖然命保住了，但周家徹底塌了。

為了把老爺子從大牢里撈出來，周家上下四處打點，家產(chǎn)像流水一樣花出去，田產(chǎn)房屋賣了個精光。

最慘的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

本來就考不中，現(xiàn)在因為親爹行賄，他的秀才功名也被革了，這輩子徹底斷了仕途的念想。他又羞又氣，整日借酒澆愁，沒過幾年就郁郁而終，年僅35歲。

那個曾經(jīng)顯赫一時的周家，就這樣在短短幾年間，從“小康”墜入了困頓的深淵。

這一場荒誕的鬧劇，改變了歷史，也刻進(jìn)了少年魯迅的骨子里。

在后來的《吶喊》自序中，魯迅這樣描述那段灰暗的日子：

“我有四年多，曾經(jīng)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zhì)鋪和藥店里……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strong>

試想一下，如果那天陶阿順沒喊那一嗓子，如果信悄悄送進(jìn)去了，如果周伯宜真的中了舉……

周福清用一萬兩銀子和自己的一世英名，給孫子買了一張體驗世態(tài)炎涼的“門票”。這張門票太貴、太痛，但也正是這份痛，最終成就了魯迅手中那支鋒利無比的筆。

這，大概就是命運最令人唏噓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