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盛夏的上海，毛主席在視察行程中，突然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話：“我要見見吳啟瑞?！?/strong>

這是一位他從未謀面的女性，一個在無錫師范附小執(zhí)教的女教師，那么，毛主席為何會想要與這位素昧平生的女教師見上一面呢？

就在翻閱到一封來自“無錫市大成巷四號”的普通信件時，他的手忽地停住了，然后他輕輕地拆開。

那是一位母親的傾訴，不是那種呼天搶地的求助，而是一種壓抑至極后的溫和陳情。

“……萬乞主席睹世交之誼，垂念小兒等孤苦體弱，特予提攜，準予小女心月和小兒心豐、心支加入蘇南區(qū)干部子女班?！?/p>

信中詳細寫道，她是無錫師范附屬小學的一名教員，丈夫早逝，獨自一人撫養(yǎng)八個孩子。

幾個年幼的孩子因營養(yǎng)不良，接種疫苗后身體頻發(fā)異常，而她一人之力，實在無力負擔醫(yī)藥與教育的雙重重壓。

她懇請政府能讓孩子們進入干部子女班讀書，以減輕生存壓力，毛主席看得很認真，信紙上很快便留下了他用毛筆勾畫的符號和批注。

他一貫公私分明，從不輕易為私人之事開口，更不會動用公權去“開綠燈”，但這一次，他的心里起了波瀾，這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求助。

就在信的尾聲，那位自稱“吳啟瑞”的女教員輕描淡寫地補上一句:她的丈夫名叫王人路，是“湖南有名的數(shù)學教員王立庵的第三子”。

王立庵，于毛主席而言不僅是“老師”的身份，更是一個指路明燈，一段銘刻于靈魂深處的記憶。

曾因逃課被發(fā)現(xiàn)，王老師沒有怒斥，反而將他請到家中，循循善誘地開導他對自然科學的輕視，改變了他對“數(shù)理化”的成見，也悄然修正了他那時偏激的世界觀。

那晚的談話，他記了大半輩子，王老師曾不計得失地支持他創(chuàng)辦書社，在風雨飄搖的動蕩年代，給了他莫大的精神支持與現(xiàn)實幫助。

而如今，恩師早已離世，自己幾經(jīng)尋找卻始終未能與王家的后人建立聯(lián)系，直到這封信的出現(xiàn)。

毛主席緩緩放下信紙，半晌后，他才從抽屜里取出一頁干凈的信紙，提筆寫下批示：

“請陳丕顯同志酌處，寫信者是有八個孩子的母親，在無錫師范附小當教員，請求將她的三個孩子加入蘇南干部子弟班。”

王人路，是王立庵的第三子，與父親的溫和儒雅不同，他性格爽朗，行事果決，青年時期便投身進步事業(yè)。

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對毛主席懷有一種天然的親近與敬重。

后來在革命洪流中與毛主席多有交集，久而久之，便不再拘泥于身份與稱謂，而是親切地喚一聲“毛大哥”。

兩人在中華書局共事時相識，因理想相近、志趣相投而走到一起。

婚后，王人路長期奔波在外，參與革命活動，家中重擔幾乎全部落在吳啟瑞肩上，她從不抱怨，

戰(zhàn)火連天的歲月里，物資匱乏，生活艱難，王人路本可憑學識謀得一份安穩(wěn)工作，但他偏偏將積蓄一次次拿出來，印書、辦刊、接濟同志，家底就這樣被一點點掏空。

吳啟瑞心里清楚，卻從未阻攔，她明白，丈夫所走的那條路，比小家的安穩(wěn)更重要，但長期的顛沛流離，終于拖垮了王人路的身體。

1948年，病魔悄然降臨，來勢洶洶，吳啟瑞守在床前，臨終前的那個夜晚，王人路忽然清醒過來。

他拉住吳啟瑞的手，力氣不大，卻抓得很緊，像是生怕一松開，這世上的一切便再也托付不出去了。

他的聲音低啞，卻異常清晰：“我走了以后，八個孩子就全靠你了，你一個人，太難了?！?/p>

吳啟瑞強忍淚水，點頭應下，沉默片刻后，王人路又緩緩說道：“將來要是實在過不去，有為難的事，你就去找毛大哥。”

吳啟瑞心里一震，她當然知道“毛大哥”是誰，也知道那個人肩上扛著的是怎樣一個國家。

她下意識地想搖頭，想說不可能，可看到丈夫眼中那一閃而過的安慰與釋然，她終究沒有拒絕，只是輕聲說了一句：“你放心。”

王人路走后，家里徹底安靜了下來，沒有送別的儀式，沒有隆重的葬禮，只有吳啟瑞和八個孩子，在生活的洪流中繼續(xù)向前。

她重新站上講臺，用微薄的工資支撐著這個龐大的家庭，白天教書，夜里縫補衣物，孩子們的哭聲、咳嗽聲，幾乎填滿了每一個夜晚。

1950年前后，孩子們陸續(xù)接種疫苗，卻因長期營養(yǎng)不良，接連出現(xiàn)強烈反應。

吳啟瑞守在床邊，摸著孩子滾燙的額頭，心如刀絞，醫(yī)藥費、學費、伙食費，一筆一筆壓下來，她幾乎看不到出路。

那段時間，她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想起丈夫臨終前的那句話，卻一次次壓下念頭，直到有一天，她發(fā)現(xiàn)自己真的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她才決定寫下那封信。

字句克制而恭敬，沒有一句抱怨，只是如實陳述了自己的身份、家庭的困境，以及那一點近乎卑微的請求。

信寄出后，她并沒有抱太多希望，幾周后，當那封蓋著特殊印章的回信出現(xiàn)在她手中時，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是毛主席的親筆回信，字跡熟悉而有力，語氣溫和而關切。

信中不僅明確表示同意孩子們?nèi)雽W的請求，還反復叮囑她“要多加珍重”，并指明如有困難，可直接去找陳丕顯同志。

那一刻，吳啟瑞終于控制不住情緒，伏在桌前失聲痛哭，此后，孩子們的學習問題得到妥善安排，生活也逐漸有了轉圜。

1960年8月，夏日的上海依舊悶熱潮濕，毛主席此次南下視察，行程緊湊而重要，各項事務安排得滿滿當當。

可就在一個清晨，他在錦江飯店吃早飯時，忽然放下筷子，沉思了片刻，隨后緩緩開口：“你們還記得吳啟瑞嗎？我要見見她。”

陳丕顯立刻會意，這不是一時興起，也不是客套寒暄，那位十年前寫信的無錫女教師，這個名字毛主席一直記在心上。

而今舊事重提，顯然是因近日剛好臨近王立庵老師的生辰。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點，炎熱似火，毛主席特地派出車輛，將吳啟瑞從無錫接到錦江飯店。

車剛停穩(wěn)，一位工作人員溫聲邀請她下車，她提著布包，小心翼翼地邁出車門，步入飯店。

寬敞而樸素的接見室中，毛主席已早早在等候，見吳啟瑞走進，他立刻起身迎了上去，伸手握住她微微發(fā)抖的手：“吳老師，你好啊。”

這句問候，溫柔、親切，宛如多年未見的老友重逢，吳啟瑞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只是眼圈瞬間泛紅。

毛主席笑了笑，拉著她坐到沙發(fā)上，又親手為她倒上一杯茶：“我記得立庵先生的壽辰是八月十九日，再過幾天就是他老人家的生日了。”

接下來的談話，毛主席詳細詢問了八個孩子的情況，每一個名字，每一個去向，都聽得極認真。

后來他忽然站起身，從書桌抽屜里拿出一個舊信封，鄭重地遞給她。

“這是我自己一點稿費，不多，也不成敬意，您一定要收下，給孩子們補貼補貼?！?/strong>

吳啟瑞愣住了，不敢接，可毛主席卻執(zhí)意將那封信塞進她手中，說道：“你養(yǎng)大了八個孩子，這是功臣啊。”

她顫著手打開一看，整整三百元，在1960年，這是一筆巨款，她再也說不出話來，只能頻頻點頭，淚如雨下。

不知不覺，時間已過去一個多小時，毛主席看她情緒稍平，又拉著她到院子里散步。

他們走在錦江飯店的林蔭小徑上，談起了王家的舊事，說起曾經(jīng)一起經(jīng)歷的歲月，說著說著，毛主席忽然提議：“我們合影一張吧，留個紀念?！?/p>

他讓工作人員搬來兩把椅子，兩人坐下拍了一張，又起身笑著說：“我們再站著照一張。”

1961年，毛主席再度從稿費中取出整整一千元，以“贈送，不必歸還”的名義送到吳啟瑞家中。

這筆錢，足夠一個家庭活上兩三年，她含淚收下，卻在幾年后家中經(jīng)濟稍有好轉時，將這筆錢一分不少地退回。

她知道，這是感恩的方式，也是對“毛大哥”情誼的另一種回應。

歲月流轉，她的孩子們都考上了大學，吳啟瑞退休后被任命為無錫市政協(xié)委員，在圖書館中度過余生，清貧，卻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