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京前門外的一間舊倉庫里，電報機急促敲擊。幾名通信參謀低聲交換數(shù)字，墻角那位中等身材、戴圓框眼鏡的干部忽然停筆——他叫曾希圣，時任解放軍總參情報處負責人。北平和平解放談判的關(guān)鍵信息，就在他的指尖流動。這一幕，后來總有人提起：若非曾希圣及時截獲并破譯對手的加密電文，古都可能少不了幾輪炮火。

時間撥回到1932年。贛南瑞金，夜霧沉沉。毛澤東與周恩來在油燈下商量反“圍剿”部署時，曾希圣遞上剛剛破譯的密碼稿。以這份情報為支點，中央紅軍在第三次反“圍剿”中取得勝機。很少有人知道，隨后幾年，被國民黨改換花樣的八百余種密碼，全部被曾希圣領(lǐng)導的二局一一擊破。毛澤東后來感慨：如果沒有準確的電訊情報，四渡赤水根本談不上“游刃有余”的指揮藝術(shù)。

新中國成立后，曾希圣本可留在北京，卻主動請纓去地方。1952年春，他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那年全省人均口糧不足二百斤，“乞丐省”的稱號傳遍長江兩岸。曾希圣下鄉(xiāng)勘察，摸準山區(qū)丘陵耕地分散、勞動力緊缺的脈搏，提出“小片承包、包產(chǎn)到人”的責任田辦法。干部里有人拍手，也有人皺眉，說這似乎“像走回頭路”。

試點一年，鳳陽、亳州先后增產(chǎn)兩成；三年后，全省糧食總產(chǎn)翻番。更關(guān)鍵的是，災荒年份大批農(nóng)民不再外流。安徽百姓私下稱那片責任田為“救命田”。曾希圣卻提醒大家：“政策是工具，不能固化。”于是又推“六個統(tǒng)一”，把供肥、供種、水利、技術(shù)、收購、信貸全打包，留下一套頗具現(xiàn)代味的管理雛形。

問題出在1960年。全國普遍困難時期，安徽能吃飽飯格外顯眼。一些人把矛頭對準責任田：“這是資本主義尾巴！”一年多的會議批評不斷。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進入高潮，有代表甚至要求“撤職查辦”。文件送到杭州，毛主席正在審閱，筆尖頓住。旁人只聽他沉聲一句：“此人功勞卓著，豈能輕言罷黜？”隨后批注：“慎重。”

皖省委換帥的決定還是下達了，曾希圣改任華東局第二書記，虛銜居多。有人認為風波到此為止，其實真正的波瀾才剛開始?？臻e下來后，他常在南京圖書館翻閱農(nóng)業(yè)、情報兩類資料，口述成果讓年輕同志記下。即使被邊緣，他仍勸部下審慎行事，“莫灰心，天有不測風云，也有云開日?！?/p>

1965年2月，杭州又一次召開軍委擴大會。曾希圣以“列席”身份到場。傍晚休會，毛主席散步途中碰見他，先是攀談往事，忽而眉頭緊鎖：“你怎么沒事做？”掌燈時分，會議大廳人聲漸息。毛主席拍案而起：“曾希圣的功勞，大家都忘了嗎？做人不能忘本！”區(qū)區(qū)十一字，把現(xiàn)場氣氛推向沸點。會后不到半月，中央決定調(diào)曾希圣任西南局書記，兼管四川、貴州部分工作。

遺憾的是，國民經(jīng)濟調(diào)整尚未完成，“文革”風暴又起。1967年，他被造反派抄家，一箱箱手稿散落無蹤。有人逼他寫檢查，他只寫下一句：“一心為民，何罪之有?！?968年冬，曾希圣積勞成疾，在重慶病逝，終年六十四歲。官方訃告寥寥數(shù)語，情報一欄空白，無人敢提。

1978年，中共中央發(fā)文為他平反。檔案里那段評價頗受關(guān)注：紅軍時期破譯工作“相當于一個集團軍的戰(zhàn)斗力”；安徽責任田試驗“為后來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提供寶貴經(jīng)驗”。作為證據(jù)，西南局老干部上交的三頁備忘錄上，還能看到曾希圣親筆寫的技術(shù)路線：分田不分責、分責不分供、分供不分售。短短十八字，幾乎勾勒出八十年代農(nóng)村改革的大框架。

情報傳奇、農(nóng)業(yè)試驗，兩項功績放在任何人身上都足以輝煌。然而，歷史選擇了同一個名字。曾希圣既在電文碎片里決定戰(zhàn)局，也在泥土顆粒間改變命運。毛主席那句“做人不能忘本”并非一時激憤，而是提醒：評價革命者，不應只看一城一地的得失，更要想著他曾照亮過的漫漫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