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19日清晨，上海泰興路的一棟老房子里，有人發(fā)現(xiàn)一位中年婦女死在了床上。

桌上散落著安眠藥瓶，人已經(jīng)走了好幾個小時。

更讓人脊背發(fā)涼的是，她結(jié)束生命的方式，跟19年前在南京吞藥自殺的父親，簡直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

這事兒吧，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兩代人，一個是國民黨的核心智囊，一個是早已入黨的中共地下精英，陣營雖然水火不容，最后卻都栽倒在了同一瓶安眠藥上。

這一切的源頭，其實得追溯到1946年那個詭異的南京深夜。

那時候內(nèi)戰(zhàn)的火藥味已經(jīng)嗆得人喘不過氣來了。

就在國共談判徹底崩盤的前夜，作為蔣介石心腹的陳布雷，突然干了一件特別反常的事。

那天晚上月亮很淡，陳布雷帶著副官開著車，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像沒頭蒼蠅一樣兜圈子。

副官坐在前面心驚肉跳，不知長官這是演哪一出。

直到確認(rèn)后面沒“尾巴”跟著，陳布雷才冷不丁下令：去梅園新村。

梅園新村那是啥地方？

那是中共代表團的駐地，也就是周恩來的地盤。

到了樓下，陳布雷把副官摁在車?yán)?，自己一個人摸上了樓。

這一上去就是兩個半小時。

等他下來的時候，周恩來一直送到了院子門口，緊緊握著他的手，說了句特別重的話：“令媛的事，你放心。”

回程路上，陳布雷整個人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擔(dān)，但他只對副官吐了幾個字：“今晚這事，是私事，不是公事。”

但這正是陳布雷的高明之處，也是無奈之處——他在給自己那個不省心的女兒“托孤”。

說到這對父女的關(guān)系，真叫一個虐心。

陳璉的小名叫“憐兒”，這名字可不是白叫的。

1909年她出生那天，陳布雷的妻子因為難產(chǎn)引發(fā)產(chǎn)褥熱，沒幾天就撒手人寰。

那時候陳布雷年輕氣盛，痛失愛妻讓他徹底失去了理智，他覺得這就是個“討債鬼”。

在亡妻的“五七”祭日，陳布雷看著襁褓里的嬰兒，竟然動了殺心。

他先是發(fā)瘋一樣把孩子塞進痰盂想悶死，被家人搶下來后，又沖到窗口把孩子扔了出去。

得虧樓下的藤架擋了一下，這孩子才撿回一條命。

外婆心疼壞了，把孩子抱走養(yǎng)大，取名“憐兒”，意思就是爹不疼娘不愛，太可憐了。

等到陳璉六歲那年，陳布雷才算從悲痛里走出來，把女兒接回身邊。

或許是想贖罪，他對這個“死而復(fù)生”的女兒簡直寵上了天。

他這種近乎溺愛的愧疚感，剛好給了中共地下黨一個絕佳的機會。

抗戰(zhàn)在重慶那會兒，陳璉早就秘密入黨了。

她利用“陳布雷女兒”這塊金字招牌，搞到了不少國民黨高層的核心情報。

這就是典型的“燈下黑”。

有個細節(jié)特別有意思。

1941年左右，陳璉不想在國民黨這個大染缸里待了，鬧著要去延安。

這要是換了別的熱血青年，組織上早就敲鑼打鼓歡迎了。

結(jié)果呢？

鄧穎超大姐親自出面，硬是把她給攔了下來。

周恩來夫婦的賬算得比誰都精：去延安，陳璉只是萬千革命者中的普通一員；留在陳布雷身邊，她就是插在蔣介石心臟旁的一把尖刀。

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跟她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陳璉這才明白自己的價值，咬牙留了下來。

這一留，就留到了抗戰(zhàn)勝利。

陳布雷到底知不知道女兒的身份？

這事兒其實挺微妙。

他是蔣介石的大腦，智商在那擺著呢，怎么可能一點感覺沒有？

但他選擇了裝糊涂。

1947年，陳璉夫婦在北平被捕，特務(wù)們以為抓到了大魚，興沖沖地把人押回南京，想看陳布雷的笑話。

這時候，陳布雷那種老牌政客的手腕就露出來了。

他根本不求情，而是直接給蔣介石寫信，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說自己教女無方，請“委座”嚴(yán)懲。

蔣介石那邊接到信也是哭笑不得。

軍統(tǒng)查了半天沒抓到實錘，再加上陳布雷這以退為進的態(tài)度，蔣介石為了籠絡(luò)人心，大手一揮：算了，讓你領(lǐng)回去嚴(yán)加管教吧。

這種只有在電影里才敢編的劇情，硬是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真實上演了。

就這樣，陳璉夫婦在老父親這把保護傘下，有驚無險地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

但個人的運氣再好，也擋不住大時代的碾壓。

1948年，淮海戰(zhàn)役打響，國民黨敗局已定。

陳布雷看著自己效忠了一輩子的“黨國”稀里嘩啦地塌了，心徹底涼了。

那一年的11月13日，他在南京吞下了大量安眠藥。

臨死前，他拉著女婿袁永熙的手，留下了那句著名的遺言：“政治這個東西不好弄，你和憐兒千萬不要卷進去?！?/strong>

老爺子是用自己的命在給孩子們預(yù)警，只可惜，那時候年輕氣盛的陳璉夫婦，哪里聽得進去？

新中國成立后，陳璉夫婦意氣風(fēng)發(fā)，覺得終于迎來了好日子。

陳璉在團中央干得風(fēng)生水起，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但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就在于，它總喜歡在你不注意的時候回馬一槍。

1958年，風(fēng)向變了。

丈夫袁永熙被打成右派，陳璉為了保住孩子，也是為了劃清界限，被迫選擇了離婚。

她帶著三個孩子獨自生活，日子過得那是相當(dāng)艱難。

到了60年代那個特殊時期，她那個“國民黨高官女兒”的身份，瞬間變成了原罪。

造反派們才不管你是不是地下黨，他們只知道你是陳布雷的女兒。

各種大字報、批斗會鋪天蓋地而來，甚至給她扣上了“叛徒”的帽子。

陳璉是個性格剛烈的人，她受不了這種人格上的侮辱。

1967年11月，在上海那個陰冷的公寓里，48歲的陳璉徹底絕望了。

她翻出了那瓶安眠藥，用一種最決絕的方式，去追隨了那個曾經(jīng)想殺她、后來又護著她的父親。

據(jù)說她走的時候很安靜，沒留什么遺書，只是把孩子們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

直到1979年，陳璉的冤案才被平反。

鄧穎超大姐聽到消息后，唏噓不已，親自提筆寫下了“紀(jì)念共產(chǎn)黨員陳璉同志”。

這對父女，一個死于信仰的崩塌，一個死于時代的誤讀，卻在生與死的輪回中，完成了某種宿命般的重逢。

回過頭看這幾十年的恩恩怨怨，真的讓人心里堵得慌。

陳布雷想用父愛超越政治，周恩來想用情義保全故人，陳璉想用忠誠證明清白。

他們都在那個大時代里拼命掙扎，最后留下的，只有那個南京深夜里，兩雙緊緊握在一起的手，那是那個殘酷年代里，少有的溫情瞬間。

參考資料：

袁永熙，《我的妻子陳璉》，載于《百年潮》，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