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 這兩天網(wǎng)上掀起了一股悼明的風潮，主要聚焦于紅樓夢的解讀，說什么林黛玉是代表崇禎啥的。

“悼明熱”有多瘋狂？盡管有玩梗的，甚至就連這兩天上映的《瘋狂動物城》，乃至二十多年前的《流星花園》《喜羊羊與灰太狼》都成為“悼明宇宙”的一部分。

我這人一向喜歡瞎說大實話，那就由我來挑明吧，明帝國沒有值得悼念的東西，所謂的悼明，背后其實是一場大漢族主義的網(wǎng)絡狂歡。

熟悉我的讀者都知道，我不是朝代粉，而且對明朝和清朝的批判最狠，就拿明朝來說，朱元璋創(chuàng)造的明朝在宋朝的坐標下實現(xiàn)了全面大躍退。

明末清初的松江文人吳履震，在明朝覆滅后寫下的筆記里沒有半分悼亡之思，反而無比懷念元朝治下的家鄉(xiāng)：那時法網(wǎng)寬松，賦稅輕微，富戶穿綾羅著金靴，連小民都活得舒展。

這份“愛元不愛明”的反常記憶，恰恰戳破了一個被模糊的歷史真相——相較于唐宋以來開放包容的文明氣象，明帝國用高壓與封閉制造了全面的文明倒退，它留給百姓的只有苦難，留給歷史的只有停滯，實在沒什么值得悼念的。

政治上，明帝國把唐宋以來漸趨松弛的人身控制，擰成了勒緊百姓脖頸的枷鎖。

朱元璋說：“上古時代，每個男人都耕地，每個女人都織布，所以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從人們學會了經(jīng)商，學會了享受，農(nóng)桑之業(yè)廢?！裕屘煜氯硕汲燥栵埖年P鍵在于禁止商業(yè)?！?/p>

他取消了全國所有的商業(yè)經(jīng)紀人和中間商，只允許最低限度的商業(yè)活動存在。商人被列為社會上最低一層，想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他在立國之初就定下猛治基調(diào)，用“知丁法”把鄰里變成互相監(jiān)視的特務，誰家?guī)卓谌?、做什么營生、出門去哪都得門兒清，稍有異常不舉報，鄰里親戚就會被連坐流放。

更窒息的是路引制度，百姓出個遠門必須申請通行證，上面寫滿相貌特征與出行目的，沒有路引敢出百里之外，輕則杖打八十只剩半條命，重則按逃軍論處直接殺頭。

這種把人釘死在戶籍所在地的管控，徹底終結了唐宋時期百姓遷徙謀生的自由，讓鮮活的人活成了扎根土地的植物。

而世襲的軍戶制度更顯殘酷，朱元璋親口說軍戶命運不如豬狗，這種賤民身份像烙印一樣代代相傳，即便軍丁絕后，親戚也要被抓來補缺，兩百萬軍戶就在嚴刑峻法下淪為王朝的奴隸。

經(jīng)濟上，明帝國親手掐滅了唐宋以來蓬勃的外向型經(jīng)濟火種，用封閉與掠奪制造了系統(tǒng)性的民生災難。

唐宋時，泉州、廣州是世界級貿(mào)易港口，南宋市舶司年收入占國庫15%以上，商船帶著絲綢瓷器航向五十多個國家。

可到了明朝，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令成了基本國策，民間海外貿(mào)易被徹底禁止。

這道禁令沒擋住倭寇，反而把沿海百姓逼上絕路——嘉靖年間的倭寇里，十個有七個是明朝人，首領全是諸如王直這樣的本土商人，他們本想合法通商，卻在朝廷圍剿下只能淪為海盜，連浙江雙嶼港的孩童都把海賊當衣食父母，把官軍當仇人。

對內(nèi)，所謂的變法更是刮民脂膏，張居正的考成法逼著官員為完成賦稅指標往死里壓榨百姓，清丈土地時十畝能量出十五畝，連山坡墳地都算成良田；

萬歷皇帝的礦監(jiān)稅使橫行天下，天津河西務的布店一年倒閉九成，山東臨清的商號半數(shù)關門，民間皮肉俱盡的哀嚎響徹全國。

更荒唐的是以天下養(yǎng)一家的宗室政策。

乞丐皇帝對自己的子孫后代可太好了，生怕他們凍著餓著，于是想了個招，制定了一條祖宗之法，他的子孫后代不用勞作就坐享厚祿，親王每年俸祿相當于160萬斤大米，到萬歷年間活著的宗室就有八萬多人，比全國官吏總數(shù)還多，河南半數(shù)土地都要養(yǎng)這些王孫，百姓卻只能十室九空。

文化與社會活力上，明帝國的高壓統(tǒng)治讓唐宋以來的人文生機蕩然無存。

唐宋時文人敢直言進諫，民間思想自由傳播，而明朝的士人要么被皇權馴服，要么被殘酷打壓——批評朱棣大興土木的蕭儀被下獄害死，連死刑判決都成了官員考核指標，為湊數(shù)只能濫殺無辜。

更絕望的是底層百姓的生存選擇，為了逃避苛役，竟出現(xiàn)父母主動閹割親子以求入宮當太監(jiān)的風潮，成化年間一次就有兩千多自閹者聚集京城，嘉靖初年更是上萬人大規(guī)模請愿。

當一個王朝把閹割孩子變成底層的上升通道，當讀書經(jīng)商都不如自戕子孫來得靠譜，其文化與社會的病態(tài)已深入骨髓。

那些明末的思想家之所以喊出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正是看透了這個王朝對人性的摧殘，他們明白明亡不是亡國，而是專制暴政的必然結局。

對外關系上，明帝國徹底扭轉了唐宋以來的開放格局，把中國推向了與世界隔絕的死胡同。

唐宋主動派使者招徠外商，元代官本船制度鼓勵海外貿(mào)易，泉州曾是東方第一大港，蕃商輻輳。而明朝的海禁政策，不僅讓民間貿(mào)易淪為非法，連官方的鄭和下西洋也只是皇權炫耀的工具，并未像唐宋市舶司那樣形成持續(xù)的文明交流。

當歐洲航海家正揚帆探索世界時，明朝百姓卻在通番即死罪的禁令下，連與鄰國做生意都要冒著殺頭風險。

直到隆慶年間短暫開關，倭寇立刻轉而為商，這才印證了市通則寇消的簡單道理——可惜這份清醒來得太晚，明帝國錯失的不僅是海外貿(mào)易的利潤，更是與世界同步發(fā)展的歷史機遇。

黃宗羲說：“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相較于唐宋的開放包容、民生舒展，明帝國用監(jiān)視、掠奪與封閉，把百姓拖入苦難深淵，讓文明陷入停滯。

它既沒有傳承唐宋的生機，也沒有開創(chuàng)未來的希望，反而成為中國從開放走向封閉的轉折點。

那些不悼明的明末文人，那些喊出天下興亡的思想家，其實都在告訴后人：

評價一個王朝，從來不是看它的宮殿多宏偉，而是看它治下的百姓能不能吃飽肚子，有沒有尊嚴。

從這個角度來說，制造了無數(shù)苦難的明朝確實沒有任何值得我們悼念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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