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內拋出“拒統(tǒng)”的民調，賴清德看著數字就把他當護身符了，嘴上喊得硬，但是實際上呢？他是在把兩岸溝通的路越堵越窄。

這現實更誠實一點，臺北市長仍將要赴上海交流，這不還是說明了民生和生意離不開往來嗎？民調能造聲勢，擋不住趨勢，交流不斷，統(tǒng)一大勢就更難逆轉來。

臺陸委會拿出一份最新民調，擺出一副“民意已經蓋章”的樣子，民調里說得很直接：反對“一國兩制”的比例在八成以上，反對“一中原則”的也在七成以上，還把“維持現狀”說成了多數人的共同選擇。

問題在于民調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真理”，它是人設計出來的工具。問卷怎么寫、選項怎么排、樣本怎么抽、電話怎么打，都會把答案往某個方向推，尤其當政治立場先入為主時，數字就容易變成“化妝品”，看上去光鮮，其實遮的是焦慮。

于是本能反應往往就是拒絕和回避，這種情緒，未必等同于對現實利益的選擇，更不等同于對未來道路的判斷。

更關鍵的是臺當局把這些數字當“護身符”，本質上是在給自己壯膽：一邊喊口號，一邊告訴外部勢力“島內民意站在我這邊”。

但數字再響，也替代不了柴米油鹽的壓力；而真正決定社會走向的，往往不是問卷里的選項，而是人們每天怎么過日子、怎么找工作、怎么還房貸。說完“紙面上的民意”，就得回到“街頭巷尾的現實”。

如果你離開那些政治話術，去看年輕人的生活，會發(fā)現他們最在意的不是誰把話說得硬，而是“我能不能活得穩(wěn)”。

工資漲得慢、房價和租金壓得重、工作競爭又激烈，這些都是真問題；當生活壓力像石頭一樣壓在肩上，很多人對“對抗敘事”天然敏感，因為對抗意味著不確定，而不確定最傷普通家庭。

所以你會看到一種反差：臺上喊得越兇，臺下越在算賬。企業(yè)要訂單、要市場，打工人要崗位、要收入，做生意的人更在乎通關效率、物流成本和現金流；這些東西不講意識形態(tài)，只講能不能落地。哪怕政治氣氛再冷，只要利益鏈條還在，民間的交流需求就會從縫里往外冒。

這也是為什么，兩岸關系越緊張，島內越容易出現“兩個世界”：一個世界在講敘事、講立場、講姿態(tài)；另一個世界在講生計、講機會、講出路。前者容易制造情緒，后者決定真實選擇；前者能讓新聞熱鬧幾天，后者卻能影響一個家庭好幾年。

從這個角度看，臺當局把“維持現狀”說成一種統(tǒng)一的政治結論，其實很偷換概念。很多人嘴上說“維持現狀”，心里想的是“別折騰、別出事、別影響賺錢和生活”，這更像是對風險的回避，而不是對對抗路線的背書；一旦現實成本繼續(xù)上升，所謂“現狀”就會變得越來越難維持。

也正因為如此，真正能刺痛社會神經的，從來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明天怎么辦”。當人們在現實里不斷感受到機會變少、成本變高、前景變灰，任何用民調包裝出來的“自信”，都會顯得�。槐〉斤L一吹，就露出底下那層更真實的焦慮。

就在島內一邊喊“切割”、一邊做民調的時候，另一條線卻在往前走——城市層面的交流還在推進。根據公開報道，2025年的“上�！_北城市論壇”定于12月28日舉行，臺北市長蔣萬安將赴上海與會，

在目前氣氛下，這類交流之所以還能落地，本身就說明：只要符合民眾利益和城市治理需要，完全斷掉并不現實。

但話也要說清楚：交流不等于放任，務實也不等于沒底線。大陸近年的做法更像“工具箱思路”——一方面保留溝通窗口，給正常往來留空間。

另一方面對分裂挑釁劃紅線，用法律、政策、輿論等方式提高其成本，這也是為何相關依法懲治“臺獨”頑固分子意見會被反復提及。

這套組合拳的邏輯并不復雜：普通人要的是和平發(fā)展、要的是能做生意能過日子，而少數激進政客追求的是對立動員、把社會綁上政治戰(zhàn)車。前者需要通道，后者需要沖突，前者越多，風險越可控，后者越多，代價越難收拾。

因此臺當局用民調制造“民意護城河”，其實是一種短線操作：把復雜現實壓扁成幾個選項，再用數字當盾牌，對外喊給美國日本聽，對內當作政治動員的喇叭。

可問題是盾牌擋得住一時的輿論，擋不住長期的賬本；喇叭喊得再響，也替代不了工資、物價、產業(yè)和市場的規(guī)律。

如果把兩岸關系比作一條河，政治口號是浪，民生利益是水位。浪可以突然很高，但水位才決定河往哪里流；而城市交流、經貿往來、人員往來這些“水路”，就是現實里最難被徹底堵死的部分。

往后局勢怎么走，最終還是看：是繼續(xù)用對立換取短期政治收益，還是回到能讓多數人受益的務實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