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與先父鄭天挺先生系北大五四時期國文系同學，傅為民國八年(1919)畢業(yè)，高鄭一班，與羅常培先生同屆。

傅、鄭的交誼

鄭先生自1933年起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兼秘書長。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亦在北平，傅先生又在北大史學系教課，故與鄭先生時相往還。1938年，史語所亦與北大同遷至昆明。北大與清華、南開一起組成西南聯(lián)合大學，但各校仍有獨立系統(tǒng)存在。史語所亦在昆明，因傅先生關(guān)系，與北大關(guān)系異常密切，形同一家。

1939年5月底，北大決定恢復文科研究所，蔣夢麟校長決定請傅先生任所長(當時稱主任),并聘請陳寅恪、傅斯年、湯用彤、羅常培、羅庸、唐蘭、姚從吾、向達為導師(時魏建功及錢穆先生已離校)。傅先生公務多，有時又不在昆明，難以全面兼顧。于是傅先生拉鄭先生作副所長，協(xié)助工作。是年6月中，北大正式通過設(shè)立文科研究所。所中設(shè)宋史工作室及明清史工作室，分別由姚從吾先生及鄭先生負責。這年暑假正式招生，以后又陸續(xù)招過幾次。

傅先生在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間，對研究明史頗有興趣。1939年夏，他曾約鄭先生一起，擬編輯新編《明書》。兩人共同擬定二十四目，后傅先生又增為三十目，分頭進行。原想五年完成，后因戰(zhàn)事緊迫，事務冗雜，鄭先生又自1940年春兼任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傅先生又于1940年11月初遷往重慶，旋又患病，因之計劃未能實現(xiàn)。

傅先生給鄭先生的信件不少，大多集中在抗戰(zhàn)勝利之后即代理北大校長期間。時鄭先生任北大史學系教授兼秘書長，負責至北平接收校產(chǎn)并籌備復校工作。這些信件有一部分已經(jīng)散失，現(xiàn)保留約十幾封，多關(guān)勝利后北大復校之事。現(xiàn)僅摘錄數(shù)封，從中可見傅先生之爽直性格，并以紀念傅先生百年冥壽。

蔣夢麟接任官職

1945年6月抗戰(zhàn)勝利前夕，北大蔣夢麟校長在訪美途中忽被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找去做行政院秘書長，這對當時的北大同仁，引起了不小的波動。蔣早在是年春天即赴美國考察教育，遍訪美國東部、西部及北部。北大教授們原希望他這次訪美能洽購一些圖書、儀器，并物色新教授，以為勝利后復員中的北大建設(shè)有所裨益。

不料他在美途中，即應允就行政院秘書長職。此事他事前并未曾與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來信與教授們解釋，而且自美回國經(jīng)過昆明也未下機而徑飛重慶，因而引起北大一些人的不滿。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枚蓀)對此事尤為憤慨，情緒異常激動，溢于言表。蔣校長于是年6月就任新職后，才給鄭先生回過一信，略述就任經(jīng)過，把自己比作：“真乾隆帝打油詩中所謂‘而今不必為林翰，罰你江南作判通’也。”并言宋子文主張他仍可兼北大校長及全國紅十字會會長。而聯(lián)大常委會事(時西南聯(lián)大常委為蔣夢麟、張伯苓及梅貽琦，梅為常委會主席)擬請周炳琳代理，北大事務擬請鄭先生偏勞。

但當6月底北大教授會議論此事時，周先生及其他教授咸主張，既然做官就不能兼任大學校長，而應由在美國的胡適先生任北大校長。但胡先生一時也不可能回國(此時胡在給毛子水教授信中表示，已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講課半年。并說：“我此時忍心害理冒偷懶怕吃苦的責備，也許還可以為北大保留一員老戰(zhàn)將，將來還可以教出幾個學生，來報答北大?！?,于是必須要請一位教授擔任代理校長。周先生是堅決不可能干的，他在教授會后，曾上書蔣校長，表示要脫離北大，休假一年。大家一致勸解并挽留。于是代理校長又推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亦表示不干，并說如逼之急，擬去成都，請假一年。于是有人又主張由鄭先生代，鄭先生亦拒絕。

與此同時，在重慶的傅斯年先生對蔣之出任秘書長，亦非常生氣。他在6月30日給周、鄭二人的信中道：“先與(蔣)孟鄰先生談，初談大吵大鬧，直可入電影。第二天他來了，說我們用意極善，極可感，請適之擔任(北大校長),在他無問題。孟鄰先生此一態(tài)度，至可佩也。一切待(周)枚蓀、(錢)端升二兄來此細商。但適之先生身體一時不能返，他肯就否，亦難決，乞公等考慮之。”

關(guān)于蔣、傅二人爭執(zhí)事，蔣在7月8日給鄭先生信中，亦談及此事。其中道：“弟決去職(指辭北大校長)系采(傅)孟真之建議，蓋當時尚未聞有公然之攻擊。孟真來行政院，彼一啟口，弟便怒罵之，彼亦怒目相報。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驅(qū)車還謁，告以其偏見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見，決采其意見而感謝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誠。”事實上，傅先生的直言快語，雖使蔣校長暫時感到不快，乃致徹夜失眠，但蔣先生畢竟大度，于是兩人友好如初。蔣、傅二人如此，蔣、周二人亦然。7月，周先生去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議，與蔣校長亦“彼此友好如故，而未談往事也”。

勸請胡適任北大校長

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勝利，這給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帶來了希望，也給在聯(lián)大之北大同仁注一興奮劑。昆明街頭的市民和全國一樣，到處游行歡呼，鞭炮齊鳴。像鄭先生這樣遠離家鄉(xiāng)八年只身在昆明的人，其內(nèi)心之喜悅，更不待言。于是在互相談話中，莫不以復校后北大之建設(shè)及人才之補充為慮。蔣校長亦表示，只要能回北平，大規(guī)模之北大，即包括文、理、法、農(nóng)、工、醫(yī)各學院，必能出現(xiàn)于故都。

傅先生在8月12日給鄭先生的信中，亦表明了他的看法：“北大問題，請胡(適)先生，不是辦不到，要大家努力……我們應寫信(分頭寫)勸駕去?！庇终f：“北大復員后增設(shè)工、農(nóng)、醫(yī)三學院，弟意工學院不要與清華重復，我們只辦建筑、水利兩系。農(nóng)、醫(yī)學院，決不接受北平大學之老底子，我們從頭辦，說美國話系統(tǒng)的。”他還表示：“校長解決后，便須積極聘人，先組織一委員會，乞兄(指鄭)見示?！弊詈螅€充滿信心地說：“我們?yōu)楸贝?，必須積極干去。目下只有胡先生(任校長)一法，只有他能號召人(北大名字也不能號召)。”

就在這時，當時之教育部已決定設(shè)立平津區(qū)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負責接收敵偽學校及文化事業(yè)機關(guān)。委員會成員原則上由各大學派一人參加。當時曾昭掄(化學)及周炳琳先生在重慶得知此訊后，咸主北大應由鄭先生參加。于是曾先生急致函于鄭先生，告知此事并促駕。不久，周先生由重慶回昆明，亦與鄭先生議及此事，并說大家應勸駕，請湯先生代理北大校長。鄭先生當然非常同意，并多次與湯談及此事。但湯仍不同意，并反問鄭先生：“你為什么不代?”

8月22日，傅先生也由重慶給鄭先生一函，談及此事，并表明他的看法。信中說：

咱們倒楣之極之后，乃發(fā)一批小財!所有舊北大的房子、東西，以及偽北大各部門(工、醫(yī)、農(nóng)),以及東方文化圖書館，以及其他原不屬北平研究院可能有之物事，一齊由北大接收。所以我透漏這個消息給你。我們第一件，是推定赴北平的人。弟意兄最好，能多一人更好……此點弟必堅持，否則決不在此效勞了。兄去最相宜，因一切可以順手。至于聯(lián)大之事(時鄭先生任聯(lián)大總務長)管他去呢!反正有人辦雜務的。此事兄切不可不好意思。

下面說：

適之先生(任北大校長)事，教育部早贊同，但尚有轉(zhuǎn)彎之處。弟正為此努力，務必達到我們的目的而后已，猶盼愈速愈佳。所以我們現(xiàn)在必須選舉一個復校建設(shè)委員會，除三院長為當然者外，再舉些位。我至今還是(北大)教授，也想運動一下，以免我在此間并無法律之根據(jù)也。一笑。

在談到代理校長事時，他說：

代理適之先生之人，(周)枚蓀提出(湯)錫予，弟等皆贊成。似乎孟鄰先生有一信給教部，以兄代，因錫予不肯也。弟意，兄必作北方一行。而且此等有涉名譽之事，我們同學不可為之，將來學校之Key與Position(據(jù)點)都應該由不是北大出身之人為之(院長系主任),我們只是效勞。如此方可門戶大開，承蔡(元培)先生之傳統(tǒng)也。

傅先生這種有涉名譽，北大同學不可為之的思想是一貫的。早在1938年昆明西南聯(lián)大剛成立時，他即勸姚從吾先生及鄭先生不要做歷史系主任，讓別人做。

8月下旬，鄭先生決定北上，并于9月初到了重慶。這時，教育部已發(fā)表胡適為北大校長，傅先生為代理校長。當時交通工具異常短缺，鄭先生在重慶、南京各候機一個月，到達北平已是11月初了。隨后，傅先生亦于次年4月到了北平。1946年7月，胡校長由美回國到達北平。傅先生又為北大“效勞”了幾個月，于是年秋天回到南京。

傅、鄭二先生及其他教授，為復員中的北大竭盡心勞，這種精神值得稱道。更何況當時傅先生還是帶病工作呢!

(原載臺灣《歷史月刊》1996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