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5日凌晨，延安楊家?guī)X的窯洞里燈火未熄。機要秘書端著一杯清茶走進來，輕聲提醒毛主席距離登機還有不到四個小時。就在這樣緊張的氣氛中，攝影師吳印咸把那架只有手搖功能的艾克發(fā)相機重新檢查了一遍，他知道，等會兒在機場拍下的每一幀畫面都會成為決定性瞬間。

飛機起飛前發(fā)生的插曲，后來在延安干部茶余飯后的談資里反復(fù)被提及。毛主席戴好呢帽后，轉(zhuǎn)向吳印咸，用一種近乎囑托的口氣說了一句：“拍照時，我不要赫爾利站在旁邊。”這句話不長，卻讓攝影師的腦袋嗡了一下——他得立即在擁擠的送行隊伍里尋找最穩(wěn)妥的構(gòu)圖，又得避開那位美國特使高大的身形，可是時間只剩幾分鐘。

鏡頭定格前，赫爾利的身影仍不可避免闖進取景框。緊接著發(fā)動機轟鳴，飛機滑向跑道，送行的人群高呼“一路順風(fēng)”，吳印咸按下快門，隨后意識到必須在暗房里想辦法“消失”那個不受歡迎的角色。最后他采用裁剪加放大的方式，讓畫面里只剩下毛主席抬帽致意的身姿，連同機艙門口的大五角星，赫爾利連一角衣袖都沒留下。多年后，延安老兵仍說，這張照片才真正體現(xiàn)了那天的氣勢。

吳印咸為什么如此拼？答案要追溯到1938年初次進延安的那趟夜行。彼時，他背著只夠裝三盒底片的舊木箱，坐羊皮筏過黃河，沿途看到的是被日軍轟炸后的斷垣殘壁。到達后，他半開玩笑地請求組織：“能不能把我那點瓶瓶罐罐算作特別物資？拍不了東西，來延安也沒有意義?！泵飨犝f這事，只回了一個字——“靠”。意思再明白不過：設(shè)備不夠，全靠自己。

這種“靠自己”的精神很快就應(yīng)用到了《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沒有電源，吳印咸領(lǐng)著幾個小伙子用馬燈照明，在清水河邊搭了個簡易暗房。顯影液溫度控制不住，就用黃土埋罐子降溫。影片放映那天，窯洞里擠滿了干部戰(zhàn)士，膠片跳動時的噗噗聲和窯洞頂落下的塵土混成了一種奇特的節(jié)奏。就在那昏黃光影里，大家第一次看到自己在銀幕上行軍、生產(chǎn)、射擊的樣子，從此對鏡頭的接受度大大提高。

延安物資困頓，卻從不缺情感張力。1942年春，張浩病逝，全城萬人空巷送行。抬棺的正是毛主席、朱德、賀龍等幾位老戰(zhàn)友。吳印咸大膽蹲到道路中央，按動快門的瞬間，黑棺紅旗與青石路面深淺分明，他給這張照片起名《只見公仆不見官》，意思再直接不過：在這里，看不到官僚架子，只能看到步履沉重的普通人。毛主席后來讀到標(biāo)題，點頭說了一句：“這名字好?！?/p>

拍攝對象與視角不斷豐富，技術(shù)也在摸索升級。邊區(qū)發(fā)起“大生產(chǎn)”后，勞模大會上沒有照明設(shè)備，吳印咸摸索出“大光圈慢速度”的訣竅，讓底片在細(xì)沙里的顆粒感與會場外的星空融為一體，照片別有力度。有人疑惑這么大的模糊度會不會報廢底片，他卻堅持試驗。洗出成片那天，毛主席看了良久，說：“就要這種味道?！边@句肯定，讓吳印咸徹底放下“學(xué)術(shù)派”包袱，敢于在艱苦環(huán)境里大幅度創(chuàng)新。

再往后，《南泥灣》紀(jì)錄片開機。劇組要毛主席友情“出鏡”，吳印咸把要求說得委婉：“若能為影片題詞，就更完滿。”毛主席提筆寫下八個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墨跡剛干，隨手遞過去：“拿去拍吧?！膘o物寫字也能調(diào)度到領(lǐng)袖的公文包，足見對電影工作的重視。鏡頭里，毛主席落筆回鋒的動作被放大，硝煙之中的陜北黃土仿佛一瞬凝固，這是后來無數(shù)基層放映員最愛暫停的片段。

與這些順利時刻相比，赴重慶談判前的心理壓力顯然更大。連續(xù)數(shù)日，美軍軍機在延安機場起降，舷梯上來回穿梭的顧問、翻譯、隨員讓普通干部心里發(fā)堵。吳印咸形容那種氛圍“像旱季的雷聲，炸卻沒雨點”。大家都知道，談判可能談崩，也可能談不完；更現(xiàn)實的是，毛主席的安全只能交給對方飛行員掌控。越是如此，照片便越要確保萬無一失——影像不僅是歷史記錄，更是一種意志的展示。

可拍照和政治不同，沒有第二遍?，F(xiàn)場挪動人員站位也并非易事，赫爾利身邊總有隨員簇?fù)?，身高體壯，隨便一個動作就擋住畫面。幸好毛主席摘帽那一刻，西裝禮服與中山裝形成天然分界線，后期只要精準(zhǔn)裁掉右側(cè)十分之一畫幅，大使就徹底“隱身”。成片送審時，周副主席看見畫面空闊，非常滿意，只說一句：“真干凈?！?/p>

飛機消失在天際后，延安又恢復(fù)了往日的靜寂。吳印咸把底片鎖進暗匣，隨后坐在窯洞口抽了一支很劣質(zhì)的紙煙，心里反復(fù)琢磨剛才那幾秒。如果那天沒有成功裁掉赫爾利，如今的史冊中或許就多出一個不協(xié)調(diào)的形象；而在政治極限對弈的關(guān)鍵時段，這點“整潔”尤其重要。換句話說，攝影師的不眠，換來的是領(lǐng)袖形象的純粹。

時間稍稍往后撥。1946年春，重慶談判影像在各解放區(qū)放映，許多戰(zhàn)士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在敵營孤身議和的畫面，全場鴉雀無聲。隨后爆發(fā)掌聲時，有人注意到：銀幕左側(cè)空白得異乎尋常，似乎缺了一塊背景，卻又剛好讓毛主席的身形顯得更雄渾。也就在那一刻，吳印咸的一個決定，完成了影像史與政治史的巧妙縫合。

吳印咸此后又拍《白求恩大夫》，又給電影局做顧問，但他最常被提起的依舊是延安歲月里那幾張底片。1994年9月，他在病榻上閉目之前，還讓家人確認(rèn)那臺相機是否送進了博物館。他深知，一臺手搖機、一卷易燃膠片，和一張被裁剪過的照片，有時能比厚厚的回憶錄更真實，也更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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