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看著你。

她在看著你。

他在看著你。

她也在看著你。

有許許多多個這樣的他或她，在看著你。

凝視這些眼眸、背影，是穿過時空和其他族群的對視，也是透過莊學本和他的鏡頭，照見一個個與他相通的、蒼茫旅途中的純粹、質樸的靈魂。

這是紀實攝影的魅力，因為它告訴你，這些人都真實存在過，在時間的長河里游弋過那么一段光陰；

這也是肖像攝影的魅力，雖然它那么“老套”，但它真真切切地告訴你，“人”的魅力——它讓我們看到人的不同， 在這個世界上有兆億萬千的個體，以自己的感官體驗過自己的人生，每一雙眼睛或每一對耳朵的背后，其實隱藏著過一個世界。

這些距今80多年前的照片，出自莊學本之手——一個幾乎被遺忘的攝影大師。

莊學本

1909 - 1984

嘉絨少女。她們以紅珊瑚珠盤成頭飾，身穿花衣，腰纏花冊，耳戴珊瑚銀環(huán)，為當時貴族盛行的一種裝束。圖中少女正在彈口弦，奏時用線扯動竹簧，發(fā)聲清越

1909年

出生于上海浦東。

莊學本（左一）在理番縣（今理縣）什谷腦與（嘉絨）藏民等合影

1934年

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國民政府組織致祭專使行署。莊學本擬以《良友》、《中華》畫報和《申報》特約記者的身份，隨行署進藏考察，到成都后因專使不允，入藏計劃落空，只得另選當時被誣為“吃人野番”居住的青海果洛去考察。果洛當時在地圖上還是一塊未經(jīng)探索的“白地”。他請人縫制了一頂白帳篷，找了一個翻譯、兩個旅伴，由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進山北上，進入阿壩草原，得到土司信任，被護送至川、青交界，然后進入果洛草原進行民族調(diào)查攝影，歷時六個月。一路拍攝的照片和旅行記由《申報》、《中央日報》等發(fā)表，并在上海出版《羌戎考察記》一書。

趕場路上的羌人。農(nóng)閑時羌民便作商旅，晨背農(nóng)產(chǎn)遠道入市，至暮而歸。每當夕陽西下，見羌民三兩休憩山徑之旁，蓋已易貨歸來矣

羌民田間勞作

進入果洛這里是純牧區(qū)，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幾乎與世隔絕。1934年秋，莊學本由阿壩進入果洛，一路沒有投宿之處，要自帶帳篷、生活用品，由牲口馱著走。傍晚，選擇地勢平坦的地方設帳歇宿，埋鍋造飯，清晨拔帳而去。1949年后這里已劃歸青海省，成立了果洛藏族自治州

1935~1936年

被國民政府護送班禪大師回藏專使行署聘為攝影師，并受中央研究院委托進行少數(shù)民族體質測量，受中山文化教育館之托搜集少數(shù)民族文物標本。此行由南京到西安，經(jīng)蘭州、西寧、果洛草原到玉樹，拍攝了九世班禪在塔爾寺（青海湟中）和拉卜楞寺（甘肅夏河）舉行的盛大法會，并乘便在青海作了四次短途游歷，考察了互助、樂都一帶的土族，貴德、共和的藏族，三角城群科灘的蒙古族，循化的撒拉族。沿途旅行的見聞，以《西游記》、《青海旅行記》等專題，連載于《良友》、《申報》。

為隆重歡迎九世班禪蒞臨拉卜楞寺，藏民七八萬人在廣闊的甘加灘草原上先期搭了數(shù)百頂花白帳房，使此處成為一座臨時帳篷之城

牧羊

1937年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九世班禪回藏受阻、病重。日寇進犯上海，莊學本心里只想回家參加抗戰(zhàn)，先后三次告假才得批準。他渡過通天河，經(jīng)康北道到甘孜，聞知班禪圓寂、家鄉(xiāng)戰(zhàn)事失利，心急如焚，后經(jīng)爐霍、道孚于12月底到康定。

1938年

1月回到成都。此時上海已經(jīng)淪陷，有家不能回，莊學本欲投筆從戎報考航空機械學校，未被錄取。西康建省需要各種技術人才，其即受聘任西康省政府參議顧問，繼續(xù)從事民族考察和攝影工作，先到丹巴，考察大金川流域的嘉絨。又到越西田壩考察彝族。

1939年

年初在冕寧、西昌扮作郵差的伙伴，進入時稱“彝族奴隸社會中心”的昭覺城，“用一臺留聲機播放唱片，這也是他長期采用的一種田野工作方法，吸引許多看稀奇的彝人與他攀談，繼而照相、訪問，再受邀到奴隸主的家中飲酒吃肉?！?/p>

奴隸主吸煙，由奴隸娃子為她扶桿點煙

后又經(jīng)鹽源進入極富神秘色彩的“喇嘛王國”木里，南行到素有“女兒國”之稱的永寧、瀘沽湖。返程經(jīng)九龍回康定時正是夏季。休息一個月后又攜帳篷西行，經(jīng)理塘草原，到有“關外蘇杭”之稱的巴塘，拍攝藏戲，又順金沙江南行到得榮，再從白松折返，經(jīng)義敦到巴塘。原計劃沿金沙江北上德格考察，終因甘孜事變受阻。于是在巴安過冬，春節(jié)看喇嘛寺跳神、曬大佛、送瘟神。

1940年

冒著春雪回康定。這一時期考察了西康的藏、彝、苗、傈僳、納西等民族。所著《西康夷族調(diào)查報告》、《良友·新西康專號》、《康藏獵奇記》、《康藏民間故事》等分別由西康省政府、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上海時代書局出版。

昭覺盛裝的彝族新娘

敬神

1941年

發(fā)表長篇論文《西藏之戲劇》，從藏戲起源、代表劇目、表演等方面，對藏戲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他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描述西康巴安、甘孜藏人觀戲的盛況：“戲場周圍，帳幕毗接，環(huán)作圓形。遠隔數(shù)站的牛場娃，屆時也扶老攜幼，紛至沓來。所以藏戲在藏人的腦海中印象非常普遍而深刻。”

攝影作品匯集成“西康影展”，在重慶、成都、雅安三城展出，吸引觀眾二十萬人，西康的工作告一段落。

1 古耳溝的藏民；2 古耳溝的藏族婦女；3 黑水的藏族姑娘；4 喜好裝飾的藏族上層少女

1942年~1945年

想繼續(xù)完成到當時的“禁地”西藏去攝影的夙愿，應邀加入康藏貿(mào)易公司并前往印度，擬隨公司開辟的馱運路線進藏。但最終沒能實現(xiàn)，滯留在印度三年。在這一時期，莊學本拍攝了大量反映印度風土人情的照片，并于1945年在加爾各答出版攝影選《西竺剪影》畫冊。同年回到了闊別十年的上海，整理十年西行的作品。

1948年

在南京、上海、杭州舉辦“積山石區(qū)影展”。

1949~1980年

1949年11月到北京參加民族工作，先后受到毛澤東、朱德接見，兩次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出訪，歷任國家民委參事、民族出版社畫刊編輯室副主任、《民族畫報》編輯部副主任、中國攝影協(xié)會第一、二屆理事會理事；1965年因所謂“歷史問題”受到“開除公職，清洗回鄉(xiāng)，自謀生計”的處分；1975年“平反”；1979年，他抱病參加第四屆全國文學藝術家代表大會；1980年，《莊學本少數(shù)民族攝影選》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羌族端公作法，據(jù)說個個法力高強，刀槍不入，常替人袪病、消災，掌握羌族宗教之權。羌族無文字，經(jīng)咒均由口傳

還愿時端公作法

1984年

7月因病在上海去世。

荒原中的神諭

莊學本的西部影像人類學之旅

文：朱靖江

我們不妨將八十多年前的歷史還原成一張素樸的黑白圖片：1934年8月14日，在海拔5800米的高寒山地宿營的莊學本，借著熹微的晨光，眺望阿壩草地的無邊 山色。亙古不變的雪嶺大川逶迤于蒼莽的川藏路上，這個在黃浦江邊長大的青年人肅然對視蠻荒的風景—曠古冷肅的荒原渺無人煙，遠方的雪峰似乎與塵世凜然隔 絕—手中的照相機沉醉地追捕著光影流動的瞬間。單薄的行裝與未知的旅程，虱子一般如影隨形的挫折和匱 乏，全然失色于膠片顯影時的靈光綻放。他在不時邂逅 的野羊群的目送下，與一名“番人”同伴蕭索地策馬緩 行，身后是幾頭支“烏拉差”的牦牛，馱著他簡陋的行 李，包括一頂帳篷、半囊膠卷，以及一些沖印照片的藥 水和工具。在漂泊的寂寞里，那人期然尋覓著生命的奇 跡，而這奇跡竟也在他的面前昭然呈現(xiàn)：以如花的美色和野性的尊嚴，為一段早被風雨銷蝕的邊地故事，定影成一幅絕版的記憶。

對于莊學本而言，這只是他前往“廓落克”（果 洛）那片所謂“白地”旅途中并不重要的一天，他于 帳幕中寫下數(shù)百言的日記，陳述一日的行程與見聞，唯值一提的，或許只是渡河時偶遇的三名陌生人與他們持槍戒備，互相驚疑對方是剪徑的盜賊。而這旅程繼續(xù)伸展，從果洛至康定，從中國至印度，又從青春朝氣的來路，到沉默郁結的暮年，再凝聚成圖文檔案與書稿，用劫后遺存的文字與影像，默默地啟迪著循 道而來的同路人。又或如半個世紀后的詩人海子在《九月》中所吟唱的：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

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

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

羌民田間勞作

一

沿途均無道路，遍山均可行，唯認牛足印而已。待至垂暮，于水草豐美處下帳房而歇……太陽初升時即起熬茶，茶沸稍揉糌粑即啟行。登山而西，碧草露濕，晨寒侵人，云霧未升，四眺清朗，遠矚群山起伏，如海中碧浪，一望無際……

—莊學本

本世紀最初幾年，原本沉寂無聞多年的莊學本，在其身后的時日里，再度成為中國攝影界與人類學界共同矚目的現(xiàn)象級人物—距他上一次的聲名鵲起，已經(jīng)過去了一個甲子的歲月。如同“流放者歸來”，人們訝異地發(fā)現(xiàn)這位生前謙卑和善，中年時因所謂“歷史問題”被開除公職、遣返回鄉(xiāng)，晚景也頗為凄涼落寞的“非著名”攝影家，曾經(jīng)在中國最艱難的抗戰(zhàn)時代，獨自奔走行攝于土司割據(jù)、盜賊橫行的西南山地與西北荒野之中，如同一位被神諭感召的圣徒，決意用影像的力量，為救亡圖存、“開發(fā)西北”之國策做探路的先鋒。

那些僥幸逃過戰(zhàn)火與動亂的底片，靜默地顯影于一個仿如隔世的新世紀，綻放昔日的榮光，令觀者同樣靜默，且毋需言辭稱其為“偉大”。學界公認：近二十年來，中國影像史學最重要的收獲，便是重新發(fā)現(xiàn)了莊學本及其同時代的孫明經(jīng)先生。這兩位大師級的影像工作者，以他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紀實攝影與紀錄電影作品，填補了中國影像史上的諸多盲區(qū)和空白，他們的歸來，極大豐盈了中國現(xiàn)代的影史篇章，也因其高潔的人格魅力，為我們樹立起兩座仰之彌高的不朽豐碑。正如中國攝影學者李媚所言：“這個人物所具有的光亮，應該成為燭照黑暗的指引。”

對于中國人類學界而言，莊學本的重要性不僅在于他所記錄的藏邊影像有著非常寶貴的民族志價值—如將莊氏發(fā)表于《良友》《中華》等畫報上的圖片報道，與同一時期登載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等刊物上由外國人拍攝的中國邊疆題材照片相比較，前者在真實生動、意態(tài)氣韻方面其實猶勝于后者，特別是種種不為外人所知，而又為莊學本所親見并攝取的械斗、婚喪、巫術等內(nèi)容，更是有其人類學上的長遠價值。莊氏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所撰寫的一系列有關邊地地理與族群的文章和書籍，大都來自親身調(diào)查所得的一手資料，直到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史地與民族文獻意義。

莊學本的高明之處，還在于他在從事田野攝影工作的同時，一方面自覺吸納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接受任乃強、葛維漢、丁文江、徐益棠等學術大家的指導與訓練，不斷探索影像與學術結合的路徑；另一方面，又滿懷愛國熱情地投身于抗日救亡、開發(fā)西部的事業(yè)當中，決不當清談的看客與空頭的藝術家，這使得莊學本在20世紀前半葉“救亡與啟蒙”的文化大潮中，頗具時代精神與使命意識，而他與邊地民族的交往平實而質樸，甚至比多數(shù)人類學者的田野考察更具平等與合作的態(tài)度。因此，莊學本被稱為“ 中國影像人類學的先驅 ”，的確是實至名歸的定論之說。

有關莊學本的早年生活，我們多只能從其家人的概述中知其大略。他于1909年出生在上海浦東的村舍里。父親莊鼎熙務農(nóng)為生，兼在私塾中授課，頗受鄉(xiāng)鄰敬重，但莊學本卻因家貧，只在上海的尋源學塾讀過兩年舊式中學，便輟學赴滬上的幾間洋行、公司做練習生和小職員，自力謀生，并開始接受攝影技藝的啟蒙。1930年，莊學本參加了一支由青年人組織，自上海出發(fā)北上的全國步行團，以“憑我二條腿，行遍全國路，百聞不如一見，前進，前進，前進！”為口號，一路進行社會調(diào)查、圖片拍攝、證物搜集，“以貢獻社會，作學術上之參考”。步行團深得蔡元培、胡適、徐悲鴻等文化名 流的贊賞，沿途也訪問過陶行知等知名人士。雖因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等原因，步行團行至北平而告中止，團員們卻對中國的世態(tài)民情有了些切實的體會。這一長途旅行、為天下先的經(jīng)歷，也成為莊學本此后執(zhí)著于游歷考察、影像拍攝的前奏。

莊學本于步行考察團解散后留居民國首都南京，在南京大同地產(chǎn)公司和萬國儲蓄會當職員，工作之余，亦練習攝影技法，早期多為風景、靜物、人像等“沙龍”式的作品。他發(fā)表在1934年《華安》雜志上的兩幅圖片—《幽居》，一幢山林中的茅草土房，《陶工》，一名蹲身制作陶盆的男子—都還難稱影像佳作，顯示不出拍攝者的獨特趣味與創(chuàng)作天賦。這樣的習作與生活，似乎預見了一位民國時代南方城市青年正常的人生路徑：安穩(wěn)度日，娶妻生子，兼有一份藝術氣息的業(yè)余愛好，波瀾不驚地度過一生。但在內(nèi)心深處，暫時蟄伏的莊學本依然等待著遠方的使命召喚。

法事活動

莊學本個人命運的第一次轉折，宏觀而言，源于國家局勢的震蕩與國土的淪陷：1931年爆發(fā)的“九一八事變”，令中國知識界心憂國是，更有所謂“丟失東北，開發(fā)西北”的思想與行動。莊學本亦更加關注西部邊疆地區(qū)，“想從事步行攝影，用形象的圖片介紹祖國的大好山河和兄弟民族，以激勵人民抗日保國的熱情”（莊文駿）。更為具體的原因，卻是一樁與他的日常生活軌跡并無直接關聯(lián)的事件。1933年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薩圓寂，南京國民政府組織專使行署入藏致祭。這一看似“遠在天邊”的消息，竟觸動了時為南京萬國儲蓄會職員的莊學本的心弦，他絕意辭去首都商 會的工作，打算以《良友》《申報》等報刊“特約記者”的身份，自費追隨專使團進藏參訪。

20世紀30年代，西藏并非如當代文藝青年所向往的“香格里拉”或“靈魂圣地”，反而是一個在眾人心目中野蠻封閉、迷信落后，且不允許漢地官民隨意進入的“喇嘛王國”。莊學本之所以對西藏產(chǎn)生調(diào)查與拍攝的興趣，或始于其早年未能完成的全國考察計劃，正所謂“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他又“覺得險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價值，有一探的必要”，加之國事危急，“愈覺非努力奮斗不可”，所以仍希望以考察邊疆、旅行攝影的方法，做出一番報國的事業(yè)，取得一些驚人的成就。

莊學本一生的夙愿和他半生的羈旅—無論是追隨吊唁十三世達賴的專使團（1934），還是參加護送班禪回藏的行署（1935~1937），再任西康建省籌備委員會參議（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改稱顧問）徘徊于康藏邊界（1938~1942），后來取道南亞，滯留于印度三年（1942~1945）—全是為著能夠進入西藏，拍攝這方雪域高原的神秘姿容，正所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彼時波譎云詭的國內(nèi)政局，以及暗中成為國際勢力角力場的西藏局勢，都將莊學本的“入藏幻夢”擊得粉碎。這雖說是人生的一場悲劇，但也因此成就了莊氏攝影藝術的非凡境界，亦如他日后的回憶：“入藏的計劃不但不能實現(xiàn)，反而因戰(zhàn)事的演變，使我在邊地游歷了十年，增加了許多攝影資料，這是出發(fā)時所夢想不到的。”

1934年，四川甘孜，羌人咂酒

1934年，四川理縣 ，一群小喇嘛

1936年，青海共和，黃河皮船

1936年，青海海晏 ，穴居的蒙人

1936年，青海互助 ，抬神出廟擋冰雹

1936年，青海上水磨溝，一對土族老人

1937年，康定老城雪景

1937年，爐霍縣城

1937年，青海玉樹，藏族母子倆

1937年，青海玉樹，國民政府委員、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大師

1937年，青海玉樹，天葬時喇嘛誦經(jīng)超度

1937年，玉樹長虹，山上建筑為結古寺

1937年，玉樹最大的寺廟—藏傳佛教薩迦派寺院玉樹大寺（結古寺）全景圖，九世班禪行轅即設在青海玉樹大寺的甲拉頗章宮，后大師圓寂于此

1938年，四川康定，茶馬古道茶店的背夫

1938年，四川康定，康定茶莊的甲朱娃

1938年，四川康定，康定茶莊分包的茶工

1938年，彝族婚宴，備喜酒數(shù)壇，招待賓客

1939年，四川得榮，絕壁險道

1939年，四川理塘，老街

1939年，通往得榮縣城的江邊小道

1939年，莊學本與攝影家孫明經(jīng)在康定

《西行影紀》一書以足跡為線索、時間為脈絡，配上大量的考察手稿和日記，整理了許多地名、人名的背景注釋，全面呈現(xiàn)一代攝影大師探訪西部、報效國家的漂泊之旅。

第一冊

1934年，莊學本離開家鄉(xiāng)上海，踏出了十年西行的第一步。從禹王誕生的羌地，到嘉絨地區(qū)，再到入秋即雪的阿壩草地；環(huán)游荒涼而高寒的果洛，夜宿余震不斷的岷江峽谷……在軍閥割據(jù)的時代，莊氏與鳥獸為伍，翻山涉河，用文字與影像探索無外人涉足的“白地”。

第二冊

1935年初冬至1937年晚秋，邂逅青海土人，在塔爾寺謁見班禪，與蒙古族同胞在群科灘游牧，于拉卜楞寺觀盛大法會，單身匹馬渡過黃河前往撒拉部落，搭帳歇宿于星宿海中的島嶼——這些都是莊學本出發(fā)時夢想不到的景象。

第三冊

1937年年底，莊學本沒有停下探索的腳步，跟隨背夫踏雪翻越大相嶺，走進涼山，巧遇彝族婚喪，探訪“喇嘛王國”木里，南游“女兒國”永寧，再往巴塘觀覽一年一度的藏戲盛會……漫漫西行，莊學本大都如孤蓬一般，圍繞心中的圣地西藏盤旋不止，所走過的也是他燃燒生命的萬里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