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方天畫戟，這種兵器在歷史上總是蒙著一層神秘的色彩，它不像刀劍那樣常見，也不像長槍那樣簡單，要想用得順手，刺、劈、鉤、帶，少一樣功夫都不行。

也正因如此，千百年來能真正把它玩轉(zhuǎn)的人，扳著手指都數(shù)得過來。

可今天要說的這兩位，偏偏都是個中高手，只是結(jié)局卻走向了天差地別的兩極。

這就不免讓人琢磨，同樣一桿神兵在手，怎么一個就成了后世傳頌的英雄，另一個卻落得個罵名千載？

先說說那位至今仍被人掛在嘴邊的飛將，呂布，呂奉先。

一提“人中呂布，馬中赤兔”，大家的腦海里大概已經(jīng)浮出那個身形魁偉、策赤兔、揮畫戟的身影。

尤其是《三國演義》里那場“三英戰(zhàn)呂布”，更是把他捧上了武藝神壇。

歷史上，呂布的畫戟確實令人生畏，《后漢書》寫他“膂力過人，號為飛將”，戰(zhàn)場上這桿戟所到之處，幾乎無人能擋。

可呂布這人，又實在叫人唏噓。

他先后跟過丁原、董卓，卻都反目成仇，落下個“三姓家奴”的名號；他剛愎自用，不聽謀士陳宮之言，最終困守下邳，被曹操所擒。

那么，一個反復(fù)無常、兵敗身死的人，怎么反而成了方天畫戟的“代言人”，連后世戲曲臉譜都要給他勾上一筆英氣？

細想之下，或許有這樣一層原因：呂布的武勇，是連敵手都不得不認(rèn)的。

《三國志》里記載，曹操擒住他后曾有猶豫，是劉備在一旁提醒“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才讓曹操下了殺心。

所以，對手忌憚的，首先仍是他的武功。

更何況，千年來的故事傳唱、戲文演繹，早已將呂布從歷史人物慢慢塑造成一個文化符號。

那個手持畫戟、孤身縱橫的驍將形象，逐漸蓋過了史書中那個多疑善變的軍閥。

畫戟在這里，不只是一種兵器，更成了“絕世勇武”的象征，一種超越是非的民間想象。

可同樣是這桿方天畫戟，到了另一個人手里，味道就全變了，這人就是北宋的高俅。

是的，在《水滸傳》的筆墨里，高俅也“善使”方天畫戟。

書中寫他“亦會使槍弄棒，習(xí)學(xué)拳腳，尤其擅長使一桿方天畫戟”。

稍加留意就會發(fā)現(xiàn)，這“擅長”始終飄在半空，幾乎找不到他真憑畫戟上陣殺敵的場面。

歷史上，高俅因蹴鞠得幸于宋徽宗，官至太尉。

他弄權(quán)誤國、排擠忠良，是出了名的“六賊”之一。

在《水滸》故事里，他逼走王進、陷害林沖，堪稱梁山好漢悲劇的源頭。

那么高俅的“方天畫戟”到底是什么？

更像一種裝飾，一種權(quán)力的配飾。

在太平年月里，武藝不必用于沙場，卻可成為攀附的技藝、身份的妝點。

畫戟在他手中，早已失了沙場兵器的本色，倒成了官場權(quán)術(shù)的延伸。

一樣的神兵，兩樣的名聲，其間差別恐怕不在戟，而在人，更在時勢與人心。

呂布生在亂世，那是個憑武藝就能闖出一片天的年代。

他的畫戟真飲過血、見過沙場，無論后人如何評說，那份勇力是實實在在的。

高俅身處北宋末年，雖武藝傍身，卻用在奉迎、權(quán)斗之上。

時勢不同，對“武”的期待自然也不同。

再說人心。古人對“勇武”向來感情復(fù)雜，崇敬其豪邁，卻也警惕其暴戾。

呂布雖德行有虧，可他單戟匹馬、懾服三軍的形象，暗合了民間對“英雄”的某種想象；

而高俅的“武”，卻徹底淪為權(quán)欲的仆從，與“義”“忠”這些字眼毫不沾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