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到30年代的鏡頭里，藏著遜清遺族的命運褶皺，紫禁城角落的自行車，天津租界的旗袍與卷毛犬，偽滿新京“忠靈塔”前的軍裝，是舊貴族在時代夾縫里的身份困局，也是傀儡命運里的屈辱。

1922-1924年遜清小朝廷時期，紫禁城內，婉容身著素色中式長衫，頭上綴著精致的傳統頭飾，閑適地倚坐在椅上，嘴角帶著淺淡笑意，卸下了宮廷身份的刻板；

身后是紫禁城標志性的灰瓦翹檐，而旁側侍從身側斜倚的自行車，是當時剛傳入上流圈層的西洋新潮物件，一旁的侍從皆著傳統棉服長衫，或扶著自行車、或持物侍立，既維持著遜清皇室的身份排場，也讓這幕帶了點日常松弛感。

這張照片拍攝于1924年（婉容隨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后），取景地為天津日租界張園寓所的西洋式走廊。

末代皇后婉容身著繡花紋樣的民國改良旗袍，頭飾綴有精致花飾，神態(tài)柔和地懷抱著一只卷毛西洋寵物犬，當時天津租界上流圈層流行的陪伴寵物。

這張老照片的主角是末代皇后婉容，定格了她在宮苑里的休閑瞬間，她身著帶細碎花紋的長款旗袍，手持一把淺色油紙傘，腳邊的白色小狗正悠閑踱步。

1922年婉容與溥儀成婚，成為 “遜清皇后”—— 此時民國政府依《清室優(yōu)待條件》，允許溥儀保留皇帝尊號、暫居紫禁城后半部，婉容的生活范圍也被限定在紫禁城及清代皇家園林。當時像婉容這樣的上流女性，飼養(yǎng)西洋小型犬，既是日常休閑的陪伴，也是彰顯身份、追隨時髦生活方式的標志。

20世紀20年代，末代皇后婉容與弟弟郭布羅·潤麒的合影

潤麒身著長款大衣，搭配領帶，一手持禮帽、臉上架著圓框眼鏡，是當時上流圈層追捧的西洋男裝風格，透著年輕貴族的新潮氣；身旁的婉容則穿黑色曳地長裙，領口綴著蓬松的毛領，頭上的編織軟帽、腳上的尖頭皮鞋都踩著民國時期的西洋時尚節(jié)拍，妝容精致舒展，卸下了皇后身份的刻板拘謹。

這張照片里，婉容裹著深色長披風、頭戴軟帽，和一個孩童同坐秋千板上，她微微俯身，神態(tài)卸下了宮廷身份的拘謹，透著難得的柔和；由于相關記載缺失，只能推測這是她的親屬晚輩，而非她的親生孩子。

孩子頭戴貝雷帽、衣著是當時少見的洋氣款式，蜷著腿、手湊近嘴邊似是咬著小物件，滿是孩童的嬌憨。旁側還有一人扶著秋千繩輕推，這一幕少了舊皇室生活的刻板，多了幾分日常的松弛暖意。

這張照片定格了遜清皇后婉容與淑妃文秀在紫禁城的日常瞬間，身后是宮苑里的古樹，朱色建筑的檐角隱在樹影后，是紫禁城獨有的皇家規(guī)制氛圍。

畫面右側的婉容身著帶細條紋的精致長衫，頭飾綴著裝飾花鈿，姿態(tài)舒展地交疊手臂，裝扮里透著皇后身份的矜貴；左側的文秀則垂首低眉，衣著雖是繡紋長衫配素色裙裝，神態(tài)卻帶著幾分拘謹與局促。

此時已是民國初年，她們雖仍居于紫禁城、保有遜清皇室的名義，但“皇后”“淑妃”的頭銜早已脫離實際皇權——這場看似規(guī)整的宮內相處，實則是舊時代貴族在時代夾縫里的身份困局。

1935年3月8日，偽滿洲國 “皇帝” 溥儀在新京（今長春）參加戰(zhàn)爭紀念活動的現場，溥儀身著西式軍裝，頭戴尖頂高帽，一手扶佩劍、一手抬手敬禮，身后臨時棚架上掛滿長條布幅，隱約可見 “忠”“義” 類漢字。

這次活動為侵華的日本關東軍陣亡的鬼子，以及少量配合日本殖民統治的偽滿漢奸招魂。1934年新京（長春）已建成 “忠靈塔”，專門供奉日本侵略東北中戰(zhàn)死的關東軍，以及少數偽滿漢奸的靈位。

而溥儀以 “偽滿皇帝” 身份參與其中，更顯這場鬧劇的荒誕：他用 “傳統帝王” 的符號給侵略者站臺，讓殖民統治披上 “本土合法” 的外衣 ，這不是 “紀念”，是對民族尊嚴的公然踐踏，是把侵略者的屠刀，粉飾成 “為偽滿獻身” 的道具。

1922-1924年，溥儀與他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在玉泉山的游船時刻，簡易木船浮在蘆葦搖曳的水域上，船中戴淺色帽子的外籍人士正是莊士敦，年輕的溥儀挨著他坐，衣著是典型的中式長衫，身旁侍從或撐篙、或侍立，默默維持著遜清皇室出行的排場。

這張舊照定格的是遜清皇后婉容婉容與淑妃文秀在玉泉山的游船場景，木船載著兩人與一眾隨行人員，船中婉容、文秀周圍侍從或立侍、或持槳撐船；岸邊聚著圍觀的人群，遠處還能瞥見汽車的輪廓（彼時汽車是稀缺的特權物件）。

玉泉山本是清代皇家園林，此時已是民國初年，但遜帝溥儀仍在“優(yōu)待條件”下保有部分皇室待遇，婉容與文秀的“休閑”，始終困于遜清小朝廷的身份框架中——既徹底脫離普通民眾的日常，又難掩舊政權覆亡后的尷尬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