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紀德

編輯/子夜

今年可能是俞敏洪的“水逆”之年。

11月16日下午6點，正值新東方成立32周年紀念日，身處南極的創(chuàng)始人俞敏洪發(fā)布了一封題為“冰雪中的堅守” 的內部信。

正是這封信，被廣泛關注，也將這位花甲之年的企業(yè)家拖入了一場漫長的輿論討伐。

內部信原文，圖源小紅書

俞敏洪不愿被誤解，三天內兩次為南極之行公開道歉，辟謠“到南極坐郵輪花148萬”的謠言，強調此行是工作而非單純旅游，并表示，“員工在努力工作，老板也在拼命努力”。

他試圖拆解每一個誤解的繩結，但結果卻被網(wǎng)友總結為“越描越黑”。

在輿論場上，那個曾勸觀眾“別下單”、看似與打工人站在一起的俞敏洪，如今卻被指責“不懂共情”。

另一邊，在企業(yè)內部，那個總試圖在人情與管理之間尋找平衡點的“好人”老板，最終也未能留住最核心的人才，只能目送董宇輝、孫東旭相繼轉身離去，引起一陣唏噓。

一次又一次，他主動或被動地站上輿論的中央。關注與爭議，如同光與影般相伴相生，已成為他無法掙脫的一體兩面。

1、來回解釋，俞敏洪不愿被誤解

11月16日清晨6點，南極正是天寒地凍，俞敏洪發(fā)出一封內部信。他人在世界的盡頭，心里或許還帶著點期待——想看看北京的同事們讀信后的反應，會不會有些共鳴，甚至是一點感動。

可這封信漂洋過海后，效果卻完全出乎俞敏洪的預料。不少新東方員工正加班忙培訓。鮮明對比下，網(wǎng)友們品出了這封信的“畫餅” 味道，爭議像水進了熱油，一下子炸開了。

輿論反彈得厲害，顯然給俞敏洪帶來了不小的沖擊。他坐不住了，三天里，接連兩次公開道歉，幾乎是把外界的質疑一條條拎出來回應，生怕漏掉什么。

頭一回道歉，他試著澄清幾個誤會：比如去南極坐的郵輪，有人說花了148萬，他解釋實際是20到25萬；對于員工在網(wǎng)上的吐槽，他顯得挺大度，表示“允許員工吐槽是新東方的傳統(tǒng)”；他還承諾，明年要支持10名基層員工和10名優(yōu)秀會員也去南極看看。

可這些解釋，網(wǎng)友并不買賬。提起明年那十個南極名額，網(wǎng)友直說是“畫餅”——名額有限、競爭激烈，甚至被選中的員工可能還需配合公司宣傳。

輿論普遍認為，俞敏洪的回應停留在表面，未能觸及問題的核心。

讓大眾反感的，是老板的“詩和遠方”與員工的“眼前茍且”之間形成的強烈反差。

一位網(wǎng)友在社交媒體上回了一封信，寫道：“您在南極看冰山，我在出租屋看數(shù)字?！庇崦艉檫B續(xù)發(fā)布的南極風光視頻，也被解讀為“花式炫富”。有評論直言：“旅游就旅游，何必包裝成工作？更別在員工面前刻意展示，徒增諷刺?！?/p>

左為俞敏洪，圖源俞敏洪個人微博

這些聲音，或許是俞敏洪難以接受的。他調整策略，決定再次道歉，兩天后發(fā)出一封用綠色字體寫的內部信——這封信像是反復斟酌過的，員工收到信已經(jīng)到了深夜十一點。

這一次，他更認真地解釋：并沒有要向大家炫耀在南極的意思，這次到南極來，確實有一定的個人旅游的味道，但同時也是為了工作。他是應野生動物攝影師奚志紅邀請到南極，新東方也將成立青少年探索中心，明年開啟南極考察之旅。

他還特意提到，上一封信用了紅色字體，被人說是“用員工的血汗錢旅游”，這話他認為這樣的表達不妥。他強調，“員工在努力工作的同時，老板們也在拼命努力，并承擔著更大風險，確保公司的正常發(fā)展，為你提供工作保障?！?/p>

盡管俞敏洪自稱聽到了“老登”這樣的調侃，他仍堅持“啰嗦兩句”，呼吁員工如未放棄新東方，就有責任維護其形象；遇到問題盡量通過內部渠道溝通，而非訴諸自媒體極端表達。

第二次內部信原文，圖源小紅書

可惜，這番“苦口婆心”，被網(wǎng)友總結成四個字：“越描越黑”。

輿論不愿聽企業(yè)家講述自身不易，認為這不過是“資本家的自我辯護”；他那段對員工的喊話，也被視為說教有余，共情不足。

面對輿論的再次反彈，俞敏洪未繼續(xù)道歉，至今已過去四天。

他內心或許確有委屈——從過去的人設來看，他似乎一直努力站在大眾一邊。

一個農(nóng)村孩子，兩次高考落榜，最終考入北大并留校任教，隨后以“北大教師”身份創(chuàng)辦培訓班，離職后帶領新東方登陸納斯達克。

多年來，他塑造了多重形象：樸素的農(nóng)民之子、寒門逆襲的典范、初代勵志演講導師，始終不離情懷與理想。

就連新東方遭遇“雙減”重創(chuàng)、股價暴跌之后，他轉型直播帶貨，也一度顯得很“接地氣”——直播首秀，他整晚不停說商品“太貴了”，甚至勸觀眾“不要下單”。那時候，很多人是真心喜歡他這個“老實人”。

可這一次，情況完全不同了。他無意中踩中的，是“打工人與資本家”之間那根敏感神經(jīng)。

他所面對的受眾，是不愿再喝雞湯、反對內卷的年輕一代。

2、“好人”俞敏洪，卻留不下人才

對俞敏洪來說，今年似乎不太順。

對外，他想做一個和“打工人”站在一起的企業(yè)家，可“南極事件”，讓他和大眾之間隔起了一堵墻。

對內，他一心想扮演一位維系團隊凝聚力的“好人”，可一年多來，他先與董宇輝分手，后與孫旭東分道揚鑣——就在這個月，東方甄選失去了這員大將。

曾經(jīng)被他稱作“鐵三角”的三人組，如今只剩下俞敏洪自己。這局面，多少有點荒誕。

俞敏洪其實從不掩飾對這兩人的賞識與不舍。他曾公開說，沒有董宇輝，就沒有東方甄選的爆發(fā)式成長；孫東旭離開時，他也用了類似的肯定，稱他是東方甄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說沒有他的堅持和奮斗，就沒有公司的今天。

圖源東方甄選公眾號

回顧導致兩人離開的那場“小作文風波”，俞敏洪一直努力避免“二選一”的尷尬。

他心里清楚，董宇輝是東方甄選的“靈魂”，而孫東旭所負責的管理體系存在漏洞。所以風波后，他免去了孫東旭的CEO職務，迅速啟動了全體主播的待遇調整。

但對孫東旭，他也始終都保留著位置。發(fā)視頻回應時，他提到孫東旭公開董宇輝薪酬的做法不妥，但全程沒有一句重話。他主動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說“我作為董事長負有領導責任”。

然而盡管他多方斡旋、盡力安撫，最終仍未能留住這兩位關鍵人物。

同意董宇輝離開東方甄選，是為了給與輝同行更好的發(fā)展舞臺，規(guī)避與東方甄選主賬號的業(yè)務沖突，同時暫停持續(xù)的輿論糾葛。

（左起）俞敏洪、王寶強、董宇輝訪談現(xiàn)場，圖源東方甄選公眾號

而另一邊孫東旭也同樣不愿留下，俞敏洪曾在字里行間透露，他曾鼓勵孫東旭堅持下去，甚至希望孫東旭未來合適的時候能回到管理崗位，但孫東旭經(jīng)過認真思考后，還是決定離開。

這場人才流失的結局，或許早在他中庸的管理思維里埋下了伏筆。

俞敏洪的管理哲學中，中庸色彩頗為鮮明。這在中國企業(yè)家中并不鮮見——如海爾張瑞敏強調“不偏不倚，過猶不及”，華為任正非提出“灰度理論”，指出管理并非非黑即白，而在于把握動態(tài)平衡。

而在新東方歷次內部矛盾中，俞敏洪也始終扮演著“執(zhí)中而行”的角色，試圖在各方之間尋找平衡點。

2001年前后，新東方因合伙制陷入混亂，他與王強、徐小平的爭論持續(xù)數(shù)年，令他“心力交瘁”。最終的解決方案是管理層輪值制，然而問題并未徹底解決，直到他決定推動新東方上市。

同一時期，面對股權與管理分歧，俞敏洪沒有選擇強硬對抗，而是主動提出讓出15%股份甚至離開公司，只為“不讓新東方散架”。在“讓利”方案被拒后，他進一步選擇“讓位”：放棄董事長與總裁職務，僅保留股東身份。彼時，他一度在新東方不擔任任何管理職務。

圖源新東方公眾號

面對管理層分歧，俞敏洪屢屢選擇折中路線，將合伙人情誼與團隊凝聚力置于高位。

然而多年后，他在反思中坦言：“上市之前那些年，我始終在利益和人情之間玩中庸、找平衡，結果搞得筋疲力盡、狼狽不堪?！?/strong>

于是他轉而希望借助美式上市公司規(guī)則規(guī)范內部，以制度取代人情，實現(xiàn)自我救贖與企業(yè)順利發(fā)展。新東方上市后，創(chuàng)業(yè)元老逐漸退出，職業(yè)經(jīng)理人團隊登上舞臺——那是一個超越兄弟情誼，更多依靠制度的新結構。

可能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多年后的“小作文風波”，又把他推回了同樣的十字路口。而這一次的“和稀泥”，也沒有換來好結局。

不僅失去兩位核心骨干，東方甄選的GMV也從2024財年的143億元，跌到了2025財年的87億元。

現(xiàn)實或許再次提醒他：在商業(yè)的世界里，想要“做好人”，往往很難。

3、必然的被關注，也必然的被誤解

俞敏洪被推至風口浪尖，早已不是近兩年才開始的劇情。

與許多老一代企業(yè)家一樣，俞敏洪曾不吝于表達尖銳觀點?；仡櫵难哉撥壽E，他曾斷言“三星必然失敗”，也曾批評“拼多多、阿里、騰訊是利用人們的低級趣味牟利”。這些言論一句比一句更具沖擊力，也一次次將他卷入爭議的中心。

某種意義上，“被關注”成了俞敏洪逃不開的宿命。新東方的體量，東方甄選的曝光，加上他個人的聲名，共同把他推到了舞臺的聚光燈下。

當他同時掌舵這兩家上市公司，他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個決定，自然都會被放到放大鏡下審視。

圖源新東方公眾號

去年他在訪談中隨口一句“東方甄選做得亂七八糟”，就直接導致公司股價連跌五個交易日。

而去年七月，董宇輝徹底離開東方甄選，全資接手“與輝同行”，俞敏洪做出這個“放手”的決定，背后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小作文風波”之后，盡管董宇輝當時選擇留下，但輿論的浪潮從未真正退去。俞敏洪自己也一直身處攻擊與污名化的風暴中。

他或許意識到，只有讓董宇輝完全獨立運營，才能剪斷兩家公司之間那根敏感的輿論連線，才能避免被持續(xù)捆綁、反復解讀。

那段時間，俞敏洪曾經(jīng)歷近兩個月的煎熬期，每天僅睡三四個小時，且睡眠質量極差。他在個人公眾號上坦言：“我做新東方三十年，即使是在《中國合伙人》電影的那個故事中，我也沒有經(jīng)歷過如此煎熬的體驗，幾乎到了一生之功毀于一旦的狀態(tài)。”

他甚至萌生退意：“要是我知道做東方甄選會發(fā)生這么多讓我心煩意亂的事情，我絕對不會開啟這個業(yè)務。”

俞敏洪已年過六十，這本該是放下重擔、回歸生活的時候。

可現(xiàn)實是，他依然像一名守夜的舵手，被牢牢綁在新東方和東方甄選這兩艘大船的駕駛艙里。風浪大的時候，他連打個盹的工夫都沒有。

他不能退，也退不下來。他依然要出現(xiàn)在鏡頭前，應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輿論風浪；依然要做出每一個可能被千萬人審視的決策；依然要在“老企業(yè)家”的標簽下，學習與新一代的員工和大眾對話。

這種必然被關注的局面下，被誤解也成了俞敏洪的宿命，“掙扎”也成了俞敏洪難以擺脫的心理狀態(tài)。

（本文頭圖來源于新東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