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朝遼東經略袁應泰，因在半年內喪師十幾萬并丟失河東，而被部分人作為明末代表性庸才歸入“遼東三劫”之列（另外兩位是王化貞、高第）。那么這位“無能無用”之徒，是怎么爬上封疆高位呢？

一些朋友將袁應泰的上位，解釋為東林搶占軍權財權、照顧同黨。這不僅是非黑即白（不是閹黨則為東林，反之亦然）的劃線，也沒考慮閹黨本身就未將袁應泰歸為東林。

閹黨掌權后，為扣實東林的“朋黨”大帽，修撰了“東林七錄”（天鑒、雷平、同志、薙稗、點將、蠅蚋、蝗蝻）。詳細收錄了自萬歷朝以來東林的成員、關系網等（死人也上榜），但其中沒有袁應泰。

另外，將遼事甩鍋給東林（封疆案），是閹黨攻擊東林的重要手段。但詳細介紹東林禍害遼事的《夥壞封疆錄》里，熊廷弼都被扣東林大帽了，但背負喪師河東之罪的袁應泰，仍無法位列其中。

所以手握“東林黨”定義權的魏公公眼里，袁應泰有資格成為東林么？除此之外，還有個旁證。

袁應泰升任遼東經略后，和新任遼東巡撫薛國用一起，擠走了遼東監(jiān)軍御史邢慎言，并力薦趙邦清接任。時任遼東巡按御史陳王庭嘲諷稱，“同仇者，秦風乎？”

字面解釋，只有陜西人才同仇敵愾么？因為邢慎言是山東人，而袁應泰、薛國用和趙邦清三個均為陜西人。但大家都能看出陳王庭的真實用意，指責袁應泰組建鄉(xiāng)緣派系小圈子，即“秦黨”。

另有一些人將袁應泰的上位，歸功于熊廷弼的推薦。證據是天啟在下達熊廷弼的絕命詔書時，專門提了一句“薦袁應泰而遼東亡”。先不說遼東經略是不是熊廷弼說了算，來看看熊廷弼為何要推薦袁應泰。

袁應泰是萬歷二十三年進士，出仕后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地方從事民政工作（水利、修筑、賑濟、錢名等）。因政績不錯，萬歷四十四年升河南右參政，很快又被加按察使銜并調至永平治水。

萬歷四十六年遼東事起后，袁應泰轉職軍務，接任永平兵備道，負責為遼東經略修備兵器、籌運糧草火藥等。

多年的地方工作經驗，讓袁應泰在組織地方資源上效率高于其余各鎮(zhèn)同僚，更重要的是袁應泰相對溫和的性格比較適配熊廷弼的火爆。當時關內各鎮(zhèn)的督撫道臣們，沒被熊廷弼罵過的就只有袁應泰和陶朗（登萊兵備道）。

至于料理關外發(fā)運，預雇車騾隨到隨發(fā)，輸輓無滯，又不逾月而盡抵遼陽者，則永平道臣袁應泰一人獨任之。
《恭謝天恩疏》（熊廷弼）
自入遼以來，見竭忠急公，不顧勞瘁，以為國家者，河北、山東，唯門下（陶朗）與永平道（袁應泰）兩人耳。
《答陶元暉登萊道》（熊廷弼）
其起臺下（袁應泰）于永道，又暫屈之，而不即開薊府者，是夫尚有意于遼，而不佞與督、餉兩公之大幸也。
《答袁位宇永道》（熊廷弼）

不僅熊廷弼滿意袁應泰，朝廷也認可袁應泰的工作。

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原順天巡撫劉曰梧被彈劾去職，朝廷在會推新巡撫時，袁應泰就在候選名單中。能進候選名單，至少說明朝廷認為他具備就任巡撫的能力。而且按熊廷弼的說法，未被選中還是袁應泰志在遼事，主動推卻。

萬歷四十八年七月，遼東巡撫周永春因母喪需回鄉(xiāng)守制。朝廷會推新巡撫期間，不僅熊廷弼力薦袁應泰，遼東巡撫周永春和薊遼總督文球也均主動向朝廷推薦袁應泰。除了這遼事三大佬的信任，兵吏兩部眾官員大多也首肯袁應泰。

所以天啟跳過了會推程序，直接下旨任命袁應泰為遼東巡撫。唯一的公開反對者兵科給事中魏應嘉，其理由也不是袁應泰能力不足，而是不符合封疆選任流程，“而不奉明旨，何以威夷狄，乞皇上速下會推之命”。

泰昌元年九月，熊廷弼主動請辭后，朝廷就開啟了新任經略的會推程序。此時入圍名單的有三人，宣大總督崔景榮、兵部左侍郎張鶴鳴（剛卸任貴州巡撫）和遼東巡撫兼僉都御史袁應泰。

崔景榮和張鶴鳴入圍的原因相同，在任職期間善于和當地夷人搞關系，“皆言景榮恩威素著，夷人信服。鶴鳴在貴州時亦慷慨，似非畏兵者”。但此時明廷對建州女真的態(tài)度，是以招撫為主么？

所以崔景榮和張鶴鳴的優(yōu)勢，于遼事就不算優(yōu)勢。另外朝廷在啟動會推時，內閣就給定了一個原則“就近推補”。目的是降低交接成本，以免遼事再生變故，“而又就近轉移，方無遠水近火之慮”。

所以已長期深入遼事，本身就是遼東巡撫的袁應泰，實際就是朝廷眼里的最佳人選，崔景榮和張鶴鳴只算是“陪推”。而且以熊廷弼的“嘴毒”和得罪同僚的能力，此時愿意理性考量熊廷弼意見的人，也沒幾個了。

綜上可以看出，袁應泰能升任遼東巡撫、遼東經略，熊廷弼的舉薦并不是主因。朝廷和皇帝認可其能力才是關鍵。那么袁應泰的表現又為何與明廷的信任，差距這么大呢？

與其說袁應泰無能，不如說明廷過于小看遼事的艱難。

對于薩爾滸的速敗，盡管可以指責楊鎬分兵、杜松冒進、馬林失期等，但回避不了女真和明軍的四次大戰(zhàn)中，明軍在正面對決中沒有一次扛過女真兩個時辰的進攻。這是努爾哈赤不講武德，還是女真的野戰(zhàn)能力大幅領先明軍？是明軍能輕松推平建州女真，還是明軍想要主動進攻剿滅女真非常困難？

二任經略熊廷弼上任后的應對，則是戰(zhàn)斗力不足就加大軍力投入。將兵力由薩爾滸時期的十萬，提升至十八萬。然而明廷又供養(yǎng)不起這個規(guī)模的平遼隊伍，無論熊廷弼怎么要、怎么罵，上限也就十三萬。

換句話說，此時明廷沒有直接剿滅女真的能力，能守住遼東即有防線都不錯了。但明廷并未意識到這點，只是責難熊廷弼虛耗國家錢糧、未實現出關時的諾言，“守住遼陽數月，選練人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慮不能制之”。

所以熊廷弼的主動請辭，并不是怕了御史們的口水，更偏向于自覺難以完成使命后的主動避禍。

新任經略袁應泰不僅和熊廷弼一樣，無法靠一己之力在短時間內解決上述問題。他相對于熊廷弼的就任環(huán)境更差，努爾哈赤已擺平葉赫、統一女真，并和蒙古內喀爾喀五部結盟，可以全力攻取遼東。

編者附：

熊廷弼對于遼東的信心，遠沒有他的支持者那么足。在出任遼東巡按期間就認為對女真當主守（另加貿易安撫）而不是主剿。他還認為遼東防御的關鍵是，控制北關（遼寧昌圖縣境內）并幫扶海西女真不被建州吞并。

所以熊廷弼在出任經略之初，因丟失北關這個戰(zhàn)略支撐點以及失去海西屏護，對于遼東的態(tài)度非常悲觀（可以看看《遼左大勢久去疏》），奏請神宗放棄河東退守廣寧或者山海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