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人 鄧啟金

當新鄉(xiāng)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對釋永信作出批準逮捕決定，這座千年少林的山門內外，除了輿論的嘩然，更回蕩著一個跨越時空的追問：身披袈裟、手握戒牒的出家人，究竟該代表信仰還是欲望？這場由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等罪名引發(fā)的司法追責，不僅是對個體行為的審判，更是對一段僧籍管理制度變遷史的回望，對一個時代信仰迷失的沉痛反思。（也或許天道對所有信仰木馬的自動查殺、凈化。）

回溯千年僧團規(guī)制，僧人身份的合法性始終與“受戒發(fā)牒”緊密相連。魏晉南北朝的“僧籍印牒”將僧人納入國家管理，唐代“試經度僧”制度要求童行經義測試合格方可剃度，天寶年間更明確祠部頒制度牒為合法出家的唯一憑證，無牒者以“私度”論罪。宋代度牒雖一度淪為財政創(chuàng)收工具，蘇軾曾借度牒疏浚西湖、岳飛曾以度牒充作軍餉，但官方認證的核心屬性從未改變。乾隆三十九年度牒制度廢止后，戒牒成為佛教界自我管理的核心憑證，由宗教團體頒發(fā)并記錄受戒信息，成為僧人身份的“精神身份證”。這套制度設計的初心，本是通過嚴格準入守護僧團清規(guī)，確保出家人成為信仰的踐行者而非利益的追逐者。（政權和教權的千年博弈，逃不脫彼此的利用和妥協，統治者對信仰的容忍不僅僅是統治需求，也有自身對死亡和政權被推翻的恐懼，但有一點：政權和教權背后的天道邏輯沒有變，天道向善的造物主底層邏輯沒有變。）

然而釋永信的人生軌跡，卻徹底背離了這份傳承千年的規(guī)制與初心。1981年禮釋行正長老為師，1999年榮膺方丈，他手握中國佛教協會頒發(fā)的戒牒，本應是少林文化的傳承者，卻一步步淪為資本的附庸。從1998年成立中國佛教界第一家實業(yè)公司，到創(chuàng)建少林資管累計投資近8000萬元，從9999元的“武功秘笈”電商售賣，到4.52億元拍下地塊進軍房地產，他用袈裟包裹算盤，將“少林”IP打造成商業(yè)帝國的招牌。更令人不齒的是，其長期違反佛教戒律，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并育有私生子，將清修之地淪為私欲橫流的場所。當中國佛教協會注銷其戒牒，這份遲到的身份剝奪，恰恰印證了他早已背離僧團本質——他不是釋行正長老真正的弟子，更不是佛祖的信徒，而是資本邏輯與人性貪欲的工具，是魔王波旬所言“穿你的袈裟，破壞你的佛法”的現實注腳。

釋永信的墮落并非孤例，而是整個族群信仰迷失的縮影。當寺廟不再是心靈的凈土，而成了流量變現的平臺；當僧人不再是戒律的守護者，而成了追逐名利的“網紅CEO”；當宗教文化不再是精神的滋養(yǎng)，而成了商業(yè)炒作的噱頭，這場末日狂歡的背后，是價值觀的全面崩塌。佛教所言“末法時代”，恰是指戒律松弛、妖魔橫行的亂象，釋永信們正是這一預言的踐行者——他們曲解經典、破壞清規(guī)，讓信仰淪為利益交換的籌碼，讓民眾對宗教的敬畏之心逐漸消解。這種迷失遠超個體行為的范疇，它折射出整個社會對精神家園的漠視，對功利主義的盲從，當人人皆以“向錢看”為圭臬，當底線不斷被突破、敬畏不斷被消解，便已是族群精神危機的前兆。

但黑暗的盡頭往往孕育著重生的希望。釋永信被批捕、戒牒被注銷，既是司法對違法行為的嚴懲，也是信仰對亂象的自我凈化。這讓人想起魔王波旬與佛祖的對話，即便末法時代有魔子魔孫混入僧團，正義與戒律的底線從未消失。從宗教視角看，這是對邪祟的驅逐；從世俗維度看，這是法治對權力的約束；而從時代運勢看，九紫離火運所象征的文明重構與精神覺醒，正需要這樣的“刮骨療毒”。烈火焚盡的是貪欲與偽善，重生的將是純粹的信仰與堅定的敬畏。（不管掛著什么招牌的信仰，都逃不脫天道巡查審判。）

佛祖若有知，或許不會憤怒，只會悲憫。悲憫那些被貪欲吞噬的靈魂，悲憫那些被亂象迷惑的眾生。釋永信的落幕，是一個警示：僧籍的合法性終究源于內心的持戒，信仰的生命力終究在于精神的純粹。當我們在商業(yè)化的浪潮中重新審視信仰的價值，在司法的公正中重拾對規(guī)則的敬畏，這場浴火重生便不是一句空話。愿千年少林的鐘聲，能再次喚醒沉睡的信仰；愿每個追尋精神歸宿的人，都能在亂象之后找到真正的心靈凈土——這，或許才是釋永信批捕案留給這個時代最珍貴的啟示。